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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斯噶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在近代的开端,老问题仍然全都存在。甚至在笛卡儿的《方法谈》出版以后,近代精神仍然在与同样的困难作斗争。它被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解答所分裂。但是与此同时,一个缓慢的智力的进展开始了;由于这种进展,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转变到了——不妨说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里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新的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发现。从这时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第一次进入了争辩的场所。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现在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它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而且这种宇宙的秩序现在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的。新的宇宙学——哥白尼的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的唯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无论是古典的形而上学,还是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都为这个任务作了准备。无论这两种学说在方法和目标上如何不同,但它们的主干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原则上的。它们两者都把宇宙的秩序看成是有等级的,而人在这种秩序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在斯多葛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中,人都被看成宇宙的目的。两种学说都深信,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天道,它统治着世界和人的命运。这种概念是斯多葛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基本假定之一。所有这些都一下子被新宇宙学认作有问题的了。人要求成为宇宙中心的权利失去了它的基础。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他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他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
对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最初反应不消说只能是否定的反应,是充满怀疑和恐惧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实也是必然的。即使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使自己不受这种情感的影响。正如巴斯噶所说的:“这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惊恐”。哥白尼体系成了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哲学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蒙田在对人类理性的批判中利用了古希腊怀疑论体系的一切人所周知的传统论据,但是他加上了一个新的武器,这个武器在他手里被证明是具有最强大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的。最足以使我们感到羞愧,最足以粉碎人类理性之傲慢的,莫过于一种不带偏见的物理宇宙观。蒙田在他的《为雷蒙·塞邦德申辩》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让人用理性的力量来使我懂得,他把自认为高于其它存在物的那些巨大优越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谁又能使他相信——那苍穹的令人赞叹的无穷运动,那高高在他头上循环运行着的日月星辰之永恒的光芒,那辽阔无边的海洋的令人惊骇恐惧的起伏——都应该是为了他的利益和他的方便而设立,都是为了他而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呢?这个不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的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尤物自称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难道能想象出比这个更可笑的事情吗?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
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的、乡下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
“当我们村庄的葡萄树被严寒所摧残时,教区牧师立刻就会断定:上帝的愤怒冲着全人类而来了。……无论谁看到我们人类发生的这些内战,都会大叫:全世界的秩序都被搅乱了,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是究竟有谁能象在一幅画中那样在想象中将哺育我们的大自然的宏伟壮观的图景酣畅淋漓地描绘出来;有谁能在大自然的容貌上看到如此包罗万象如此经久不变的种种图景;有谁能在这幅图画中把他自身,并且不仅是他自身还有整个族类看作是整幅图画中的最小笔触。——只有人才能根据诸事物的真实价值和宏伟外观来评价它们。”
蒙田的话为我们提供了近代关于人的理论的后来发展的全部线索。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不得不接受包含在这些话中的挑战。它们必须证明,新的宇宙学远不会削弱或阻碍人类理性的力量,而是确立和巩固了这种力量。这就是十六和十七世纪各种形而上学体系联合努力的任务。这些体系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它们全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可以说,这些体系都力图把新宇宙学的表面上的灾难转化为福音。布鲁诺是第一个踏上这条道路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道路是所有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道路。布鲁诺哲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在他这里,“无限”这个词改变了它的意义。在希腊古典哲学中,无限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无限是无边际的,无规定性的。它没有界限也没有形式,并且因此而成为人类理性所不能达到的,因为人类理性生活在形式的王国之中并且能理解的只是各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有限与无限——它们被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宣称为两个基本的原则——就必然是彼此对立的。而在布鲁诺的学说中,无限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或限制因素。相反,它意味着实在的广大无边和不可穷尽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人类理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力量。布鲁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解释哥白尼的学说的。根据布鲁诺的看法,哥白尼学说乃是迈向人的自我解放的决定性的第一步。人不再作为一个被禁闭在有限的物理宇宙的狭隘围墙之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穿越太空,并且打破历来被一种假形而上学和假宇宙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线。无限的宇宙并没有给人类理性设置界限,恰恰相反,它会极大地激发人类理性。人类理智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它自身的无限性。
所有这一切在布鲁诺的著作中都是以一种诗的语言而不是以一种科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近代科学的新世界——关于自然的数学理论,仍然是布鲁诺所不知道的。因此他不可能得出逻辑的结论。为了克服这种由哥白尼体系的发现所引起的理智的危机,十七世纪所有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联合作出了努力。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伽利略,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都有特殊的一份贡献。伽利略主张,在数学的领域中人可以达到一切可能知识的顶点,这种知识并不低于神圣理智的知识。诚然,神圣理智所知道和设想的数学真理在数量上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就客观确实性而言,对于人的心灵所知道的少数真理,人是知道得同上帝所知道的同样完善的。笛卡儿从他的普遍怀疑开始,这种普遍的怀疑似乎把人封闭在他自己意识的范围之内,似乎没有任何方式能跳出这个魔圈,没有任何途径可通向实在。但即使在这里,无限的观念也被证明是废除普遍怀疑的唯一工具。唯有靠着无限这个概念,我们才能论证上帝的实在性,并在一种间接的方式下也就论证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莱布尼茨把这种形而上学的证明与一种新的科学的证明结合了起来。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数学思维的工具——微积分学。根据这种微积分学的定律,物理宇宙成了可以理解的:自然规律被看成为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规律之特殊例子而已。在这种用数学观点来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类心智的理论中,斯宾诺莎大胆地跨出了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一步——他创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学,一种关于感情和爱的理论,一种关于道德世界的数学理论。斯宾诺莎深信,只有靠着这种理论,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建立一个摆脱了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错误和偏见的“人的哲学”或人类学哲学。这就是以各种形式弥漫于十七世纪一切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的主题和普遍话题。这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理性主义解释:数学理性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纽带,它使得我们能够自由地从一端通向另一端。数学理性是真正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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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年,德尼·狄德罗出版了他的《对自然的解释》,它以一系列警句为内容。在这部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