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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 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 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 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 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 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 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 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 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 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 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 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 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 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 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 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 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 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 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 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 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 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 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 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 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 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 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 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 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 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 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 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 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 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 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 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 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 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 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 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 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 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 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 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 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 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 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 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 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 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 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 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 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 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 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 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 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 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 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989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 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 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 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 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 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 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 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 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 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 了。
然而，1976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 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 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 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 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 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 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 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 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 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 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