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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个从爱丁堡乘英国铁路（火车）来旅行的学生。作为暑期临时 工，在医院清洗地板。他在顶层干活，那里窗户洞开，因此他也许曾暴露于装在房顶上的通 风系统的排出物中。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火车上受到感染。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得不到现 有证据的支持，当其他患者感染这种病时，没有一个和通风系统有任何接触。因此，我们也 被迫排除这一假设。最后，我们发现12例，大多数是在医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 一个婴儿，这是婴儿感染退伍军人病的第一例。实际上，是婴儿的母亲作出的诊断。孩子曾 经进过这所医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时孩子得了肺炎。当孩 子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英格兰北部海岸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医院。医生不能断定哪里出 了问题。最后这位母亲问道：“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退伍军人的玩意儿？”向公众宣传是有好 处的。
不仅我变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还有机会认识大气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 生物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当时生物战争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时， 要检测我们难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们从波登（Porton）请来了二战时期的专 家来检验空气样品。虽然30年内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却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 在医院的房顶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们想弄清气泡是否会飘进上层的窗户，那里有精密的检 测系统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存在。显然是没想用这台机器来指示空气的流动，不管它的目的如 何，这项试验难得有机会进行。它们不是在一个天然多风的、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进行的。 不出所料他们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 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 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 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 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 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 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 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 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 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 “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 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 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 树立了信心。然而我们无法使所有的人都高兴。仍然有一些人要我们对这种疾病负责，仅仅 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存在着这种疾病。
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 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 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 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 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 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 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 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 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 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 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 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 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 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 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 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 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 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 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 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 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 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 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 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 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 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 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 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 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 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 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 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 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 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 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 Warrell）领 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 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 （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 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 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 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 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 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 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 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 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 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 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 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 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