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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把奥斯汀盼回来了，他神情很紧张。据他说，目前事态虽然平静下来，看来不像能 维持多久。他的意思我们还是中断我们塞格布韦马的日程，提前离开的好。
我们同意他的看法，这里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太平了。不过，我们还得举行一次大型晚 会，就在主楼里。这是传统啊！人们期望着呢，我们欠他们的情多了。
于是我们抬掇了平房。把从园子四周采摘赖的花草同棕橱树宽大复叶拼合起来摆满四 周。啤酒当然得买足。随后是烤山羊，无羊不成宴。买了两大头山羊，就拴在树下。我来来 回回都看见它们，顿生怜悯之情。想到它们即将被宰，实在不忍，更别说下刀叉吃它们的肉 了。
这次宴会宣告我们在塞拉利昂的日子的结束。乔也好，我也好，今后怕难再来了。塞拉 利昂整个东方省已落入叛军之手，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一小半人口被迫逃亡， 流离失所。我们只能凭想象，遥望塞格布韦马遭叛军践踏的惨象。项目中心在劫难逃，恐怕 已被掳掠一空。乔苦心孤诣制定的捕鼠灭鼠计划全完了，鼠族将卷土重来，随鼠而赖的必定 是拉沙热病毒。加上房破人挤，难民成堆，情况必定更为糟糕。但是，再想要找拉沙热病 房、拉沙热医生，拉沙热灵药，不会有了。下会再看到我们的大卡车跳跳蹦蹦开赖开去，也 不会听到“拉沙热、大坏蛋”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了。
老鼠与花生壳之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蛰伏战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轮番炮火、毒气和机关枪射击的恐怖，还 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主要症状是肾衰竭和出血，二战期间，这种疾病再次 出现，在挪威和芬兰两地服役的德国士兵逃脱厄运的绝无仅有。一直没人能说清那是什么 病。只有一点，它似乎在战争期间滋生。有人说是细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现长而细 的螺旋体菌，由老鼠传播。另一种说法怀疑它系某类病毒所致的肾综合症出血热，相同的是 这类病毒群也由老鼠传播。现在我们已知道的情况是这类病毒多见于欧洲，尤其多见于两次 大战时多次战役发生的地区。那里战壕中充满了老鼠。
1915年时，在法国的英军部队中，首次爆发这类疾病，统称之为“肾水肿”。在此前 后，东部俄罗斯的港口城市海参威一带平民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个攻击点是 侵入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那是本世纪30年代。当时把它叫作“松花热”。40年代盛见于 中国，统称流行性出血热，不可抗拒地继续往甫蔓延。30年代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 一种类似的疾病同样著名，称之为肾耗损性流行病。同亚洲的疾病有明显的密切关系，但要 轻缓得多。
这种疾病终于在医学文献中崭露头角。当时约有3000名联合国军士兵得病，美国籍军 人也不少，死亡400人。这种疾病每出现一次就换3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丽 出血热”。其相同特点，据信还是传染性质，只是罪魁何在，查无实据而已。
追索肾综合症出血热病因的工作可以断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击，其实 化验，实验，试验也是瞎撞，谈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种说法是把某种“渗透性媒介”（说 大白话，就是病毒）注入“自愿”作试验的人体中去。说这是苏联进行的实验。日本方面有 同样实验的记录，他们作过这类的实验，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作为罪犯抓来向这些人身上 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个名叫迈尔曼（Myrhman）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做了一次更冒险的 试验。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体的反应如何，结果没有什么反应。 他又把从感染病人身上抽出赖的5毫升血液给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没有因此而得病，是他 幸运：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经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朝鲜同行贺玉李（Ho Wang Le）（音译）回到朝鲜实地调 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 血清，同岛上田鼠体内的肾组织切片配合试验，以观反应。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分 离出一种病毒，并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为“汉堂”（音译Hantaan）。此类病毒见之于一种名 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乌斯”（Apedemusk agrarius） （音泽）的条纹田鼠。其不同 体征为沿脊椎两侧长有金色毛皮条纹。卡尔此举开创了先例，一时间大家都争相试验分离病 毒，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军事实验室，该室的 乔治·弗伦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尔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离出稀浓度、低含量的该 类病毒。但是他没用田鼠作试验，而是研制出了另一种价格便宜、做来容易、较为实际的组 织培养基。
我对“汉堂”病毒的兴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终不足以认定它的性质和特 点。明确他说，“汉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组织培养基，科研人员只能到此为止。然而要认定 这类病毒的类型，形状，大小、结构和其各类近属，必需能提取到高浓度的病毒才成。合乎 逻辑的后续努力重点，当然是取得足够应用和认定该类病毒的数量的病毒。有了足够数量的 病毒，我们才有进行常规诊断试验的可能，才能摆脱当时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时 候，想要认定一例人体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肾组织切片一起试 验才行。
这个问题后来是自行解决的。保尔·普赖斯和卡尔·约翰逊两人在“疾病控制中心” “克隆”出一条组织培养基细胞线，取名为“维洛E6”（Vero E6）。这里说的克隆，就是 将一个单细胞不断分裂，产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为共同祖先遗传物质的同样的单细胞。 此举果真妙极，像拉沙热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热病患的病毒的提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肾 综合症出血热自然不妨一试。我们的目标不外乎取得足够病毒粒子，以供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所需。使用电子显微镜时，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专用格栅上，然后，电子射线就能显示病 毒原形。只要我们摸清了病毒的体形大小和构造，我们也就能分析出这个病毒的属类来。问 题是一定要高浓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体左右，至少应含100万病毒。这可是 一大群病毒啊！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浓度的病毒是决不可少的。如果组织培养基 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们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最终我 们一定能找到我们想找到的更好的诊断试验方法。
我找卡尔想听听他对我做的实验的看法。此时卡尔正准备辞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 作，调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供职。
“乔，”他答道，“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想让‘汉堂’在普通‘维洛’细 胞里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难相信它能在‘E6’细胞里生长。”
尽管他悲观，我想我们仍应继续试试。同我们前一阵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热项目的 唐娜·萨索负责安排可供我们试验用的培养基，我们要眼见为实、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 我们预期的那样繁殖起来不可。我们准备使用的病毒就是卡尔和贺王李从啮齿类运动材料中 分离出来的。一开始，进展极其缓慢，我几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接下去又过了一两天，卡尔 来实验室串门。
“关于实验的问题，我说得不对，”他自我检讨说。“当然，你应当试试。不能因为 ‘维洛’没搞成而把试试‘E6’的门也关死。两者可能不一样。”
他这儿句话给我鼓了大劲。同谁比，卡尔都是个精明而十分实事求事的人，在知识面前 从来不弄虚作假，对事业，始终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责人自责，真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我们花尽心血，病毒坚决不同我们合作。坚持不承认我们的细胞线的存在。后来实验只 得中止，因为出了细菌沾染。这一下我们被迫另起炉灶，打开冷冻箱，再找啮齿类组织材 料。这次使用的组织块含病毒量特小。说实在的，我有点儿泄气。唐娜每次在培养基里加入 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变戏法似的，一眨眼就没有了，更别说指望病毒老老实实繁殖了，连 留它呆上一会儿它都不干。按正常程序，我们隔两三天换一次细胞营养液。唐娜却认为让液 体留在那里，留多久也不至于有什么损失，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数量一大，病毒会出 现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应比一开始时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发展。但是往组织 培养基里添加病毒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适，要恰到好处才是。少了不会产生 什么。多了，病毒自身干扰，反而破坏繁殖。
这就像果农知道摘苹果的量该怎样掌握好，才能每次运往市场时，保证都是带粉含露刚 下树的鲜货。一个科研人员也应该知道病毒成熟该采集的恰当时机。时机是一切。整个操作 过程全仗摆弄自如的熟练能力。好在唐娜是个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谁都沉得住气，坚持 心之强，没得说的。
大多数织培养基只能支撑上五六天，否则后继乏力。“维洛E6”有反弹力，恢复性 强。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等上两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几天，得搬动一 次，更换新细胞，照行话的说法是转种或移位。我们自作主张不是没有理由的。说起来很简 单，我们认为对这种病毒有个掌握火侯问题，不到时间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讨好地 多次换液，反而把它冲刷掉呢？实验的时间无妨长些，甚至几周也可，关键是把繁殖病毒必 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尽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扑在上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