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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里对皇帝的抨击：“咳！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
蔡东藩在他的历史演义中随处自加点评，每回结束又必作一番结语论述，这是他与《三国演义》、《水浒》很不同的一点，足见用心良苦。蔡东藩某些议论也发得精当，如：
华夷混杂，宇宙腥膻，这是我国历史上，向称为可悲可痛的乱事。其实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如果元首清明，统御有方，再经文武将相，及州郡牧守，个个是贤能廉察，称职无惭，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于顶，笔大如椽。无如我国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羼入，又因圣帝明王，寥寥无几，护国乏良将相，殖民乏贤牧守，仅仅局守本部，还是治多乱少；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专把华夷大防，牢记心中，一些儿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溃，中国是有乱无治，从此没有干净土了。看官！试搜览古史，何朝不注重边防，何代能尽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进步，闹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备御不周呢？还是别有他故呢？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云：“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别具只眼。〔３〕
在民国六年教育极不普及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了解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听说书艺人讲史，再就是直接看这些讲史的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之所以至今为人们喜闻乐见，就是因为它们比高头讲章亲切易懂。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在当时付印后“不胫而走”（许廑父语），对民众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蔡东藩讲史演义出版最火爆的时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蔡氏全套的历史演义，其中《清史通俗演义》上下册第一次印刷就达十万册，总印数达数百万册之巨，此后其他出版社又不断续印多次，可见其作品问世后半个世纪的生命力。蔡东藩读书甚多，不但一人通读了二十四史（今天能读完廿四史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还阅读了许多野史笔记，他作演义往往喜欢“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４〕。所以他的演义往往包含了一些正史所没有的材料，有的还十分生动。许多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可很少有人知道陈玉成是近视眼，平时戴眼镜。蔡东藩在书中常常直呼其“四眼狗”〔５〕，虽不敬不雅，倒十分醒目，让人记得住。
左宗棠克复杭州，浙江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蔡东藩收集到四首当时民谣，“不忍割爱”，次第录出，笔者这里仅转录一首《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坐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不如猪。
这四首民谣皆是做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极好的材料。蔡东藩曾说明是出自《闻见篇》。蔡东藩历史演义中有不少信手拈来的史料足可留待将来治史者考证之。近五十年多以“太平天国”为革命，其实它究竟发展了多少社会生产力？其负面影响实可深究之。
蔡东藩力图熔史学文学于一炉，于今天看他的创作不能算太成功，但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中国当今的主流史学似乎是非常忽略史学之美的，似乎一谈生动和美就一定不学术，这其实是长期受乾嘉学派和德国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科学的历史”论影响的结果。“无一字无来历”，尽管从古至今无一人能真正做到，但一直被中国史家奉为圭臬。司马迁不懂什么乾嘉学派和科学历史论，可他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写得最棒的。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从不反对“系统严谨的研究”，他说：“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之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６〕
请注意这位大师的种种提法：
历史要有魅力！
历史要有美感！
历史要有诗意！
历史要有感情！
而以上四点正是目前中国主流史学所缺乏的，它使我们的史学遭遇困境〔７〕。我们的史学著作读者日少乃不争之事实。可是蔡东藩的著作恰恰是与以上四点暗合的，虽然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马克·布洛赫。蔡东藩与马克·布洛赫是同时代的人，均在二战中去世，所不同的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马克·布洛赫在牺牲前用笔记写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的手稿是后人整理发表的）；而蔡东藩是用一枝迅猛的笔在二战前就朦胧地实践了这种理论，他在抗战中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中国有许多写历史演义的人，尤其是杭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罗贯中〔８〕、施耐安都曾居住于此〔９〕，至清代又出了一个写《说岳全传》的钱彩，在蔡东藩之后又出了一个当代善于考据的清史小说家高阳（即许晏骈）。虽然高阳的作品基本上是在台湾出版的，但他在１９４９年之前是生活在杭州，他的作品虽然剥离了“章回体”的袈裟，但蔡东藩的影响宛然可见，尤其是老派的正统观念和小说的“考据癖”特点。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至高阳才真正小说化了。高阳的清史系列小说的美感在今天是被专家和大众普遍认同的。我们在赞扬高阳的小说时不可以忘记他的乡前辈蔡东藩，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至于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谨以此文纪念蔡东藩先生。
注释：
〔１〕１９２１年蔡东藩写出了《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１９２９年由其萧山同乡许廑父续四至五集。
〔２〕见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３〕蔡东藩：《两晋演义》第一回。
〔４〕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５〕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７１页。
〔６〕（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
〔７〕参见罗以民：《史学的困惑与突围》，《东方》２０００年１１期，第１９页。
〔８〕（明）田艺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列罗贯中为钱塘人，述其子孙居杭州“三代皆哑”。
〔９〕《水浒》中有许多元明时杭州方言俚语，且述杭州地理甚详细，对山东地理反而闹出不少笑话，这至少说明施耐安、罗贯中久居杭州而陌生于山东。详见拙文《建立西溪区乃当务之急》，《杭州发展》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也来替鲁迅算账
？ 赵陵江
手头有一则剪报，题为《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１〕，作者是陈明远先生。陈先生在该文中替鲁迅算了一回账，计算出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并提出了“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这样一个虽然浮浅却不乏新意的命题。实话实说，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对于该文提出的“鲁迅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的论点却不敢苟同。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吗？这是凭空立论，戏说历史。后期，通常是从鲁迅定居上海开始算起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该时期鲁迅的真实情况吧。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离粤前夕，曾致信翟永坤云：“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２〕然而到沪之后，很快感到这上海滩上的饭碗并不好寻，居大不易。做学问么，没有参考书；写小说么，缺乏相关的生活积累；教书么，不感兴趣；回北平么？有这个念头，但又顾虑重重。靠辛辛苦苦爬格子、编刊物所得的收入，实属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