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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如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了：〃我想我毋需为《先秦诸子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这已引在本书所收《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的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定本（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抄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三十七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煞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做为正面的形象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建国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建国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像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贱，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一九五○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寄自美国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 翟清福
本刊特辑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