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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执中被盐商告下；说他“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误国课”，固然未必便是实情，但他帐目上亏空了那笔银子却是不争的事实，要他赔补，也在法理之中。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不懂用名的关窍，要替他赔补上这笔亏空，救他出来，但家人晋爵却完全懂得“名”的妙用。他叫书办打个禀帖给德清县的知县，说杨执中是娄府的人。娄家打了保状，知县便不能不掂量掂量份量。俗话说，“灭门的知县”，是说知县的厉害，开罪不起。但知县碰到了娄府，也就不得不自己设法赔补欠款，立即放人了。善用名头的晋爵，自然便因此白落了七百多两银子，此之谓利随名至。
“名”的作用，论实似虚，论虚却实，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社会上真正有大名的，毕竟举目无多；能够直接利用自己“大名”的人，总是少数。不过这并不妨碍名的作用的广泛性，因为那名也如债券，可以转让、转借，没名的，只要摸熟了社会运作的门道，借来的名一样有效。
刘守备虽然也是个官儿，但纱帽太小，何况又是退了职的。但是不妨，小官只要会借名，一样可以八面威风。就说那写有娄府名头的几十对灯笼吧，用于蘧公孙结亲，摆了三四条街，不过图个排场好看，但那退职的刘守备借了娄府的灯笼，就有了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在河道里横行霸道了：
“狗攮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哪家的船！”
“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哪个宰相家！”
“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
你看那些家奴是何等蛮横！这还只是借了个灯笼。那船家若不是因为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都在他船上，只怕连那一个屁也是不敢放的。借名，就会有这样的效应。
读书至此，思绪飘忽，觉得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真个活到了今天，而且仍旧是中堂之子，晋爵与刘守备之流，则早已中饱私囊，独立门户，成了一家家外贸、内贸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在他们的熏染下，娄家的老三老四早已不再呆气十足，而且深谙“名”的妙用，懂得“名”的出让，就是权力的出租。因此便将那娄府的灯笼交由晋爵、刘家使用。晋爵、刘家有了这把大伞，偷税骗税，假造增值税发票，走私贩私，什么赚钱的事情不敢干！守备府过去那些兵丁，也穿着军服为公司看家护院了。万一碰到阻拦，一句“娄府的”，抵得多少口舌。谁敢得罪宰相家呀！而娄家弟兄则坐地分赃，全不要劳神操心。我很想知道，在严肃法纪、违法必纠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娄府的灯笼，德清县的知县是否依然如旧地诚惶诚恐？也很想知道海关与缉私队见了那对对灯笼——当然，“灯笼”在今天，已经换成堂而皇之的批文或并非堂而皇之的“条子”了——敢不敢阻挡，敢不敢缉拿？会不会望风下拜，一例地绿灯放行？但是，稍纵即返的思绪又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时代，回到了种种借名的花样与手段上来了。
楔子里写到的危素，同皇上都携着手走过十几步，当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他是个明白人，懂得越是有名，越要注意给自己添加筹码，这就需要从名士那里借名。因此，一见王冕的画，便向时知县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还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这一叹，大有名堂。如果王冕果然高发，他得个识才荐才于草芥之中的名声，又得王冕知遇之感，顺手网罗了一个帮手；如果王冕文章憎命，不曾高发，他也落得个爱才惜才的声名，总之是决不蚀本的买卖。这种借名，看起来毫无功利之心，实则暗藏着许多利害的打算，可谓是借名的化境，妙在不着痕迹。若时知县，就等而下之了。他起初并不懂得王冕的利用价值，以为“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是危素启发了他的借名意识：“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但他明白地把借名的意图与利害挂起钩来，伤于直露，比起危素，只能算借名的常境。若像那翟头役，是个只知上司不知礼贤的俗吏，借名之类的官场表演，同他说，便如对牛弹琴了。
懂得借名的，不独官场人物，各色人等中，乖巧的，都懂借名的重要。范进的娘死后，张静斋替他谋划：“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这是懂得借名的。蘧公孙刻了一部《高青邱集诗话》，把高氏的名字刻在前面，后面刻上“嘉兴蘧来旬*5夫氏补辑”，也是行的借名之法。连那清客、术士，为了骗人，也一样要借名。陈和甫，是在江湖上行道的，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无所不晓，比起今天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学问可要大得多了。但他一开口，仍是“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先把大官老爷的大名抬在了前面。为什么？借名，那么多的大佬儿都信，你还犹豫什么！在杭州行骗的“活神仙”洪憨仙，也要借马二先生的名，以便骗胡三公子。只可惜他寿短，把骗局闹黄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些据说身怀奇功的人，为什么总是进出于大官老爷家了。只有骗得他们相信，在社会上他才能够立足，才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些年五花八门的大师辈出，想必是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我起先对一些艺界之人何以总要和一些官场人物打得火热，而一些官场人物又何以要同一些艺界之人过往频繁，颇感不解。读《儒林外史》方才明白，这都是各有所“借”，各有所需。王冕实在是个呆鸟，如果他有意往危素那里靠一靠，不但很可能进入画院，拿份干薪，说不定危素率团出国时还会把他捎上，向外国人介绍他是中国伟大的画家，一下子就提高了知名度，回来再到画廊挂画时，价码又可提高一倍。而有了危素这棵大树，别说翟头役，就是再大些的官儿，也奈何不得他王冕了。比起后起之秀，危素也显得太过老实。要是他索性公开地混入王冕一类知名书画家中，写几个字叫家人拿到那些画家家中，说“我们危大人很想同您交个朋友”，于是换回几张画来，有个年把，也可积累一笔财富。如果再同他们组团到各地卖画卖字，每回怕不捞回个十万八万，比当官的那点干薪肥得多了。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今人借名之法，古人实在望尘莫及了。
在借名问题上，倒是处州马纯上马二先生来得可敬。蘧公孙（来旬）见马纯上评选的《历科程墨持运》（即今天历年高考优秀作文试卷评点一类书籍），便想在马纯上下加上自己的名字，也是借名之意。但马二先生回得决绝，认为这“站封面”的事不能苟且。照他的说法，“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这是说“名”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因而也是自己收入的来源。然后，他又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爱惜那“名”的原因：“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名声，也竭尽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名声，比起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别人，要正派得多，可敬得多。那种随便借出自己大名的人，不管是泰山还是北斗，总令我感到不值。如果他借名取酬，那就会被人以为是卖；如果他碍于情面，并不取酬，对“朋友”或许是慷慨，对广大读者却不免又是欺瞒。
难得马二先生，在那个时代，便有了保护自己署名权益的意识——虽然他屡考不中，学问未必好，那些选本的质量也很可怀疑——在这一点上，他的行止是超于时人，甚至不让今人的。
万千说法：理性的癌变——悖论
？ 张远山
专栏集萃
日本白隐禅师的公案“只手之声”当然是无法证明的；西方形上学家甚至断言，两只手的存在也是无法证明的。
英国哲学家摩尔站起来说：“我现在可以证明两只手的存在。怎样证明呢？举起我的两只手，用右手做一个手势说：‘这是一只手！’接着再用左手做一个手势说：‘这是我的另一只手！’这样我就根据事实本身，证明了外间事物的存在。”
摩尔赢得的掌声是会令中国人惊奇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摩尔说的全是废话。但更令我们惊异的是，形上学家认为摩尔的证明无效。因为摩尔的方法与禅宗一样，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神秘主义”的。所谓“理性的”，就是“可证明的”。而证明必须是语言的、逻辑的、形式化的，无法证明的即使是事实，也不是真理。
1）大约十年前，当我的朋友王先生告诉我“一个纸环只有一条边和一个面”时，我曾试图用摩尔的方法证明他的错误。我从纸上裁下一个矩形纸条，把矩形的两条短边粘上，然后指着纸环说：“这个纸环有内外两个面，而且有两条边——也就是矩形纸条原来的两条长边。”我随手把一只甲虫放入纸环的内面，指出：甲虫如不翻过任何一条边，就不可能爬到纸环朝外的那一面；反之亦然。我又把甲虫放在纸的边脊上，指出：除非甲虫横越纸环的某一面，否则就不可能到达另一条边。——就这样，我就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纸环有两条边和两个面。”
王先生宽厚地笑笑，伸手扯断纸环，把矩形纸条的一头扭转180°，再与另一头粘上，然后不动声色地也把甲虫放入纸环的内面。我吃惊地发现：甲虫无须翻过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