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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青”中，有人原本在城里便是打架好手，以凶悍暴戾著称。他们的这种名声也很快便在乡下传开。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匕首、三角刀一类凶器的。别的“知青”都怕他们，当地人就更不用说了，都视他们为魔王。这类魔王动辄拔刀伤人，成为地方上的一害。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但却怕当地的一个人——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对“知青”一般的打人骂人，寻衅闹事，并不去管，也管不了，但对那几个有名的魔王，有时却并不手软。他敢把他们抓起来，难以绳之以法，他便以恶抗恶。据说，他曾把有的人吊起来用皮带抽。那些年，这位所长以敢于教训“知青”而闻名，而为人称道、敬佩。连“知青”都敢打，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胆量！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他简直是一个英雄。这位所长，我前几年回家时还见过，已退出公安战线。我至今对他仍怀有一份敬意，尽管我现在想，他当时一定是得到了上头的默许。“知青”为祸太烈，总得有所制约。教训那几个魔王，自然也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
去年，当当年的“知青”们争先恐后地回忆自己的“知青生活”，以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题为《“知青”的话语霸权》的短文，意思是说，当年的“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运动。没有农民，也就无所谓“知青”；没有“山”和“乡”，也就无所谓“上”和“下”。是农村和农民赋予城市青年以“知青”的称号的。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
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议论。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今日名流》上，武汉的一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学者对这篇短文进行了批驳。他们对“话语霸权”的说法深为不满。有几个人强调，所谓“话语霸权”，是以强制性手段剥夺对方的话语权力，而“知青”并没有对农民这样做。至于农民天生没有话语能力，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因为农民无能力发言而说“知青”拥有“话语霸权”，在他们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要回答他们，只需以眼前的事为例。最近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还把中国的使馆也给炸了。中国人怒火满腔，一致声讨美国的“霸权”，——按照武汉那几位作家、学者的逻辑，这里的“霸权”，显然也是用得不当的。
又有几个人对我进行了“归谬”。一位“一级作家”说：“王彬彬提出‘知青话语霸权’，有一个逻辑悖论。用归谬法推论的话，对知青运动农民有一半话语权，那么像知青的老师、父母、亲人，像知青干部、知青运动的决策者等等和知青运动有关系的人，都有话语权，可他们也没有说话，是否也认定知青垄断了他们的话语权？显然，所谓‘话语霸权’是荒谬的。知青有自说自话的权力。”“知青”同农民的关系，与“知青”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定意义上正如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与丈夫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样。“知青运动”是“相结合”的运动。谁与谁“相结合”？城市青年与农民！城市青年是住到了农民的家里和村里的。正是在“相结合”的过程中，“知青”的身份才得以确立，也才有所谓的“知青生活”——这“逻辑”真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
又有一位“专业作家”说：“按王彬彬的逻辑，我也作了个归谬：当年‘右派’下放北大荒，后来只有‘右派’写文章，不见农民说话，这是否就是‘右派话语霸权’？当年的‘胡风分子’也在写文章，但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这是否也是‘胡风话语霸权’？”这就更是胡乱比附了。将“右派”的“下放”与“知青”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在当年说不定要掉脑袋的。没有农民，照样有“右派”；而没有农民，从理论上说，便不可能有“知青”。当然，二者的差别远不只这一点。对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人说这种道理，我真感到难为情。至于连“胡风分子”也扯上，更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所谓“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并不是事实。
又有一位“学者”说：“王彬彬所谓的‘话语霸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他这样有意唱反调，我觉得像‘骂派批评’一样，不是一种严谨的学风。”这年头，好像谁都有资格以“学理”和“学风”来责人似的。
武汉的那批作家、学者对我的批驳，让我为他们脑子的不清楚而悲哀不已。
末世温馨：雀戏泛滥
？ 余 杰
专栏集萃
“雀戏”，即今天所说的麻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流行却是从晚清开始。今天，有俗语说“十亿人民九亿麻”，或者“十亿人民九亿在砌长城”。麻将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特色，回顾晚清的雀戏，古今对比，倒让人浮想联翩。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有“清末雀戏”一则，对清末雀戏的流行有详尽的记载，从上层写到下层，寻微探幽，引人细读。“麻雀之戏，不知始于何时，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亦为五木之遗制，殆即麻雀牌所自仿也。”他认为雀戏是从南方的一种纸牌蜕变而来，也算一个新鲜的说法。而雀戏的流行却是从京师开始的，因为京师对全国有独一无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京师所流行的娱乐、服饰等等，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各地。“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而后，斯大盛也。”这一观察精彩之极，雀戏的流行居然与国势的恶化密切相关，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麻木不仁的难道只有商女？应该谴责的难道是商女？最该负责任的是统治者自己。而统治者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通常就玩物丧志，一头扎进某种麻醉剂之中。麻醉剂既可能是酒精，又可能是女色，崩溃前夕的上层社会一般都是处于一种醉生梦死的状况。清末他们的麻醉剂则是雀戏。
上行必有下效，既然上层乐此不疲，那么下层自然也就争相仿效。“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喜爱打麻将、把打麻将当作最大的娱乐，帝王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许指严的描写十分生动，描摹麻将的声音，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读到此处，我再凝神倾听邻居打麻将的声音，不由得会心而笑。在晚清，“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这里，许指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今天愈演愈烈了：人们喜欢在红白喜丧的活动中放手一博，杀它个天昏地暗。在牌桌上，管他是喜事还是丧事，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只有手上的牌才是最重要的。进入民国以后，情况稍微有了一点变化，“自入民国而后，曲院中厉行禁止，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而大家房闼中，其兴高采烈如故也。”许指严从这个角度切入民国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民国的法规条文是写在纸上的。表面上，民国政府不允许在妓院里打麻将，因为妓院里打麻将有赌博的性质，但在家里打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显得要“隐蔽”一点而已。这样，严厉的法律条文顿时变成了一纸空文。
在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中，对麻将流行上海的情形也有生动的记载。打麻将带来男女大防的破坏，人们想了种种办法来避免，笔记的细节处超过了一篇后现代的小说。“近来麻雀牌甚行，男女杂坐，不以为嫌，因而涉及溱洧者有之。京曹某君亦酷嗜此，有客同嗜此者至，辄曳入局，不足则使妾出足之。顾不能无防，则以板午隔桌下，使足不能相触。噫！用心亦苦矣。”既要满足赌博的欲望，又要守男女之大防，这个官员活得太累了。亏他想得出用木板隔在桌下这样的方法来，先小人后君子，我很难想象大家打牌能打得开开心心——连脚也伸不开，手上的活动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打麻将的这种娱乐，寻找偷情的机会，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就有这样的情节。而在汪康年的笔记里那个当主人的京官，是心理最阴暗的中国官僚和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文化的最明显的症候。
雀戏在清宫中流行的状况，许指严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先是，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慈禧虽不甚好此，而亦逢场作戏，不以为忤。于是妃嫔逮内监李莲英等，无不热心于此。”许指严对于清宫秘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在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