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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终于衰弱死去〃。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湘女多情〃的走火入魔，也是《楚辞·九歌》湘君与湘夫人的那段人神相恋的现身转世。无怪乎从文先生只记湘女的爱与怨，却最终娶了姑苏城里的〃黑凤〃，做了张家府上的姑爷。
说起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最有心得的人应数凌宇先生了。几年前与他相遇，便由沈从文笔下的湘女谈及湘湖之区的民风与性格，凌先生有一个〃连环套〃理论颇令我开点心窍。在他看来湘人挣不脱三张〃网〃，一曰〃屈骚忧患〃，二曰〃桃源梦〃，三曰〃湘女多情〃，忧患是现实的关切，梦幻是理想的憧憬，〃湘女多情〃则关涉文化性格与行为的塑造，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行动主义构成第一个连环；第二个环是女人、男人，上辈、下辈的承传，说〃湘女多情〃，消受的是男人，湘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她们用情浓烈的秉性必然影响到儿子、丈夫、父亲的心智与行为，有蛮骚的女人，就会相匹蛮犟的汉子，扎硬寨，打恶仗，认死理，屡败屡战，愤而蹈海，杀身成仁……风流被男人占了，而精神乳汁却连着〃湘女多情〃，一部近代史可以为证。
说来说去，〃湘女多情〃终归是一个悬案，一个一时无法推翻也无法澄明的区域文化性格假说。转念一想，悬案、假说不也是可以吸引人们去深究吗？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 方舟子本刊特辑一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看来的：〃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余氏引文：〃《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