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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国家行为。山县有朋的前任就是死于不平的武士之手，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天皇的权威，发布诏谕。太政官的“征
兵告谕”说：“佩双刀，称武士，抗颜坐食，甚或杀人而官亦不问其罪”的封建兵制已经结束。征兵是为了让四民有自由之权，“士非从前之
士，民亦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兵役法采用西方的兵役概念，认为服兵役是向国家支付的“血税”。全国
四民凡年满20岁的人都应编入军籍。1873年年初，在全国设立6个镇台进行征兵。
1873年4月，日本开始在东京，继而在全国征兵。按照规定，现役兵平时为31680人，战时增加到46350人，近卫军为3880人，后来增加到1万
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
《征兵令》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当年就发生17次暴动。
从欧美考察回国的大久保利通很快发现，到处都因为征税和征兵发生暴动，他注意到农民不喜欢把征兵当作对国家付“血税”这个提法。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征兵令规定，户主、长子、独生子、独生孙、养子等人可以避免服役，这样家里的老二和老三就成了征兵的对象，
户籍成了政府征兵的人名簿。而对有钱人来说，只要拿出270元就可以免除服役。1875年，全国壮丁30万，属于免役的人就达到25万多。服兵役
的人多是农民，农家被征去壮劳力后，等于加重了一倍赋税。
这种情况使大久保政权后来不得不多次修改征兵令。
在德国看到俾斯麦的治军经验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成效以后，大久保回国后立刻就加以模仿。就在这时，跟随大久保在德国考察军制的山田
显义呈上一份建议书，朝议为之所动。山田认为，强兵并不是仅仅在军事方面优越，而是一般人民的知识也要超过敌人。因此他建议模仿欧美
各国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和军士，尤其是对一般民众普及军事教育。
为培养军事人才，日本先后建立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又设立了海军兵学校。在军事装备上，政府重点扶持了军事工业，成立了东京和大
阪两大炮兵工厂和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采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平炉，提高了炼钢的速度和质量。在引进英、德、法、荷等国先进武器
的基础上，直接引进技术，使大炮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到80年代初，日本的兵工厂就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村田连发枪和各种口径的大炮。
1875年，日本自己制造出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不久立刻转向生产更渐进的铁骨铁甲舰。到1890年，海军已经拥有25艘军舰和10艘鱼雷
艇，总计51000吨。
1874年，日本在陆军省设置了参谋局。1878年，效仿德国军政、军令二元化军事体制，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从陆军省内独立出来，负责
制定军令和作战方案。而陆军省负责军事政策，此外还设立了监军本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的情况。这样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
军事机构就形成了，这三个部门直接隶属天皇，并对天皇负责，天皇是统率军队的大元帅。军部三大部门独立于内阁之外，不受内阁干预，处
于独特的地位。这种体制，形成以后日本政治生活中军部直接秉承天皇旨意，不断干涉政治，独断专行的恶劣后果，并且把日本推上了不断发
动战争、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2，建立警察制度
明治六年是一个发生很多大事的年头。很多人的名字在这一年出现，也有很多人在这一年从欧美回国，为日本历史书写了明治6年的故事。
就在木户和大久保回国以后不久，十月政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川路利良也在在9月从欧美考察以后回国了，他研究的领域是警察制度。
在废藩置县之前，日本的警察和军队几乎没有分别，军队也担负日常的治安任务，东京的警察称为“府兵”，在各地都有县兵和区兵。1871年
以后，全国的警察被改为逻卒。1872年在司法省内设立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的警察。
川路利良考察诸国的警察之后，给朝廷上了一份改革警察制度的意见书。他认为，君主独裁的国家应该增强君权。而想增强君权，就必须
设立巡警，像俄国、普鲁士、法国，都以
国家出钱设置巡警。川路利良认为，军队是对外的，警察是对内的。他把自己作为警察接触人民的笔记编成一本书《警察记事》，主张对人民
进行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强调一国就是一家，政府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就是子女，警察是保姆。
川路利良主张学习西方的警察制度，把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区分开。行政警察应该由内务省领导，而作为首都的警察，应该由内务省领导
的警视厅长官。司法卿则应该是司法警察的首脑。
大久保利通担任内务省卿之后，就着手建立全国的警察制度，把原先属于司法部门的警保寮改为内务府管理，大久保成为全国警察的总头
目，。1874年，大久保设立东京警视厅，任命川路利良担任第一任东京警视厅大警视。掌管首都东京的警察权。原先的逻卒这一称呼改为警察
，而当时的警察主要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承担。
川路利良希望日本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在他的努力和当局的支持之下，日本果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除了首都东京之外，日本后来在全
国设立了庞大的警察网，一个管区内分为几个区。在一个有2、3万户的区，就设立一个警察派出所，有警察数十人。
到了明治中期的1890年，日本全国有692个警察署和774个警察分署，还有1400个警察派出所，平均三个村就有一个警察驻在所，警察网遍
布全国。
川路利良这个东京警视厅首脑几年后就面临着西南战争的考验。大久保密令他将眼光放在鹿儿岛，密切关注那里的一举一动，因为原先的
维新英雄西乡隆盛在故乡鹿儿岛有发动暴乱的企图。
3、家禄处分及士族叛乱
在明治六年发生十月政变之后，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离开了明治政府。
这几位明治维新的元勋，因为征韩论和大久保等内治派形成分歧。离开政府后，他们成为不平士族指望的对象，大久保激进专制的改革方
案，直接触动了士族的利益，终于到后来演变成西南战争。
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有40万武士，这个庞大的集团确实是明治政府极为头疼的。明治政府改革兵制以后，取消了封建士族垄断军事
的特权。1876年，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佩带双刀，杀人后不治罪的权利。
在诸藩林立的时代，武士靠国家的俸禄生活。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后，政府就开始改革禄制。明治六年，政府规定华族和士族不担任官职
的人可以经商和从事产业。让这些士族献出俸禄，由国家发给补偿金和公债。但是2年过去，只有三分之一的士族献出俸禄，献出的家禄只有实
际的四分之一。这种赎买办法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禄支出居然在政府财政中占了三分之一。政府不得不靠借外债支付武士献出家禄。
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久保决定废除武士的家禄。
1876年，大隈重信主张向华族士族发售巨额金禄公债证书，赎买全部家禄。同年8月，政府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一律献出俸禄，由国家发给证书
，强制将货币俸禄支付改为发授公债，一次处理完毕。领取公债的占了所有士族的四分之三，家禄被赎买殆尽，庞大的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封建
阶层被彻底消灭。
政府允许公债券可以兑换成银行券，所以不少士族都投资银行，在当时的日本形成了一
股银行热，持有巨额公债的华族和士族将领到的资金投资工商业，其中士族的资本占到四分之三。后来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
一、五代友厚，岩崎弥太郎、藤田等人，都是从士族转化为大资本家的。
武士阶层分化了，有人成为企业主和资本家，有人成为政府雇员，作了警察和教师，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手工业者和农民。绝大多数士族沦
为无产者。这也是后来士族暴乱不断的缘由。征韩论的提出，也多少代表了这一部分阶层的要求，他们希望对外扩张，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
建立士族专制的国家。
从1874年开始，几位明治维新的元勋挑起的暴乱，使大久保政权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个是江藤新平，他在第一届明治政府中担任参议和司法卿，维新以后致力于制定法制，将拿破仑法典翻译过来，为日本近代法制建立
了功勋，同时也为日本的学制奠定了基础。在明治六年的政变中，他力主征韩，与大久保、木户意见对立。失败后，他退出政府。
1874年2月，佐贺的忧国党和征韩党纠集5000多人发动叛乱，江藤新平和岛义勇率军攻占了佐贺。2月3日，消息传到东京，大久保立即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行使了“军国之政”。他派陆军省的熊本镇台和大阪镇台兵包围佐贺，并以内务卿的身份亲自到现场镇压叛乱。
政府军很快占领佐贺，江藤新平到鹿儿岛请求西乡隆盛的支援，西乡认为他掀起叛乱是贸然从事，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偷渡到四国后，在
高知县被逮捕。大久保毫不宽容地进行了处理，在佐贺特设法院，亲自提审了江藤新平。面对昔日同僚和维新功臣的辩解，大久保毫无表情。4
天后，江藤新平被判大逆罪，枭首示众。
1876年3月，明治政府发布废刀令。8月又接着发行金禄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