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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里的他说：“我说你呀，你好好听着，再过两年，咱来真个的！”他又回头望着
山下的庙会，望着那鳞次栉比的货棚、饭铺，大声喊叫着：“你们——统统的——
给俺留着！”
“留着”——“留着！”群山发出了回声。
穿过盛开着油菜花的田间小路，黑娃哼着梆子戏，飞快地回家去了。
（《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文学视界扫描校对
飘逝的花头巾
作者：陈建功
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
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
期六晚上， 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
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
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
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
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
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
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
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
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
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
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
……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
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
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
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
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
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
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
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
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
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
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
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
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
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
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
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
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
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
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
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
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
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
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
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
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
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
“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
晒屁股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
用五颜六色的液体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
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潮，
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插队时，妈妈已
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
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
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
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
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
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
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时
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着那些醉醺醺地从大队部里出来的新
贵们。我害怕这目光……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
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弃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
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
……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终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
离开那些‘小三洋’、‘大索尼’，离开那些数不清的家庭舞会——我离开北京时，
这已经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流行了。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去他妈的吧！我
们家的‘老布’不相信我能去四川当工人，他以为我是在北京玩腻了，要不，就是
闯了祸，颤颤巍巍地间我‘为什么’。我说：‘唉呀，你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
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什么也不为！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就
这样，我走了……”
夜风吹得楼外林木沙沙地响，把丝绣的窗帘也高高地膨起，给屋里送来丁香花
的淡淡香气。
秦江忽然变得这么健谈，绘声绘色。前几次见他时那刻板、心事重重的神态仿
佛不翼而飞了。说实在的，就他给我讲的这些，也已经可以写一篇绝妙的专访了
生活改造了人。几年以后，这位因为“活着没劲，换个活法儿”而离家的秦江，
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者回来了。他的爸爸却
不知道自己称赞不已的有为青年，就是那个不肖的儿子……可是——
“我真替你庆幸，秦江。你走了那一步，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不明白，你为
什么不见你的爸爸呢？他会很高兴看到你的。”
也许，我的问话太唐突了，又刺痛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又沉默了。很久，他
说： “我是想看到他的。我还得意地想过，当我戴着S大学的校徽，突然出现在爸
爸面前的时候，他会是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纤夫》得奖的消息，又想把和爸爸
的见面放到授奖仪式上，更吓他一跳。可是，我想，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
我没这个心境了……”
“为什么？”
“为了一件别的事。”他的语调里好象添加了几分凄然。虽然这时看不清他的
脸，但这声音使我想起那烦恼、疲惫的面容。
“到底怎么啦？”
“咳，”他叹了一口气，“就是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