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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的学校，这在中国高校招生中几乎是不变的天条。中国的高考公式是：好的高考成绩→好学生→好学校。但是，在美国能进好学校的“好学生”，并不一定都有最好的成绩，特别是不一定都有最好的“高考”成绩。
中国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惟一标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其实，严格地说，学业表现（包括“高考”成绩和平时的学习）也属综合素质的范畴，只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暂时“强行”把它们分开罢了。
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AI的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纸面上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SAT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什么，就是对这个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
像哈佛、普林斯顿这种绝对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SATⅠ、SATⅡ和学校的平时成绩非常重要，但还要看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哈佛招生院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去信时写道：“毫无疑问，要进入像哈佛这样的大学，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既没有人能打包票，也不可能有什么神奇的录取公式。学业表现包括高中的成绩、SATⅠ 或 ACT 和 SATⅡ的考分，对录取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其他的因素，如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的新生都是充满活力的团体。”
普林斯顿的招生院院长也在类似的信里说道：“我们绝不是简单地把申请者的平均成绩和‘高考’分数进行排队，然后从上选到下。如果这样简单的话，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申请材料了……我们也不会照单寻找申请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阅读申请材料时，我们把每一个申请者都当作特殊的个案来审视他具体的综合起来的能力和成就。”
档次低一些的大学，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就简单一些。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国内读大学时，一个七八级的同学说：“我们七八级比你们七七级厉害多了。”
我问：“为什么？”
他答道：“因为我们参加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的考题，而你们是各省出的题。”
我说：“七八年参加高考的就你们这些人，全国出题是考这些人，全省出题也是考这些人。考来考去，选来选去，就这些人，分高选你们，分低也得选你们。我们和你们又不在同一年考试，谁知道谁厉害呀！”
他翻翻眼睛，似乎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直到2000年我回国讲学碰到他，他拍拍我的肩膀，摇摇头，说道：“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七八级不比七七级厉害？我们参加的是全国出题的高考……”
每一年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就这一百多万人，挑来选去，剩下给第三、第四流大学挑选的人才就这么些人，尽管也提综合素质，但鉴于生源的实际质量，也只好说归说、做归做了。
综合素质听起来好像挺虚的，但又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起干巴巴的分数，更能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为了能在个人之间进行比较，有些美国大学也把这些较“虚”的综合素质进行适当的量化，把它们变成可比较的指数。当然，把一个个活生生的活动和人物进行量化，会失去很多内在的东西。但相对于国内只看高考分数，不看综合素质的招生原则，这种把综合素质量化的方法还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来说，美国高中生参与的活动可以分成以下几大类：
体育活动：参加过奥林匹克比赛、国际比赛、州际比赛、区域性比赛、学校间比赛；参加学校某一个运动队，一级队、二级队，队长或是队员……
文娱活动：学过什么乐器，在哪里演出过，参加过什么剧团，演过什么角色，得过什么奖……
科技活动：参加过什么学术俱乐部，参加过什么样的学术竞赛，搞过什么发明，得过什么专利，获得什么奖……
校内活动：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什么成就……
校外活动：参加过什么社会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什么成就……
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是什么，有什么成就，得过什么奖励……
高校招生办公室对学生参加哪一类活动，一般来说没有特殊的偏好，往往不在意参加什么活动，而在意干得怎么样。有些学生样样活动都参加，但没有一样特别突出，给人印象不深刻；有些学生在某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反而显得突出。
据《招生ABC》等书的介绍，普林斯顿把AI分为5个等级，同时也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点”分为5个等级：
第1等：参加奥林匹克的游泳比赛，能登上卡内基大礼堂（类似中国国家级别的剧院）演奏小提琴，获得科技发明的产品专利，出版书籍……这是属于“明星”一类的级别。
第2等：在体育或音乐领域内获得州（省）一级别的荣誉，如州的摔跤冠军、省级音乐大奖赛一等奖。
第3等：是一个或两个（学校级别的）运动队的队长，学校管弦乐团的指挥，学校学生会主席，等等。在普林斯顿的申请者中，这一类人才最普遍。
第4等：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但均是一般成员（如校刊编辑、足球队员），既不是队长或领导，又没有显示出领导才能。
第5等：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
学校校刊的主编、获得童子军最高段位——“雄鹰”级别的资格证书者、某个已经成功运作的公司的创始人……这些虽然在一般高中生里已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但在人才济济的顶尖级大学的申请者当中，也只能列为第3等。
注：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评估测验）或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是当今美国主要的两种高校入学考试形式，各高中可选择参加，每年有数次机会。相比之下，SAT的参加考试人员和认可高校更多一些。SAT考试分为两部分，包括SATⅠ推理测验（主要测验考生的英文、数学推理能力）和SATⅡ专项科目测验（科目包括英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三科以上）。
AI（Academic Index，学业参考指数），一般计算公式是：最高的“高考”成绩＋平时成绩＋年级综合排名。
（摘自《“高考”在美国——旅美教育学专家专家眼里的中美高考》，黄全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上篇：中国高考变革一席谈中美“高考移民”现象异同
引子：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存在“高考移民”现象，但其迁移趋向和价值取向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中美“高考移民”现象异同
“地理分布”是指学生来源的地理方位。一般来说，一个学校的学生来自越遥远越广泛的地区和国家，说明这个学校的影响越广泛、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的最顶尖的大学也宁愿降低标准去尽量广泛地招收一些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生的原因。在一个地区招收了一个学生，就等于在这个地区播下了一粒种子，何乐而不为？所谓“世界著名的学校”，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又所谓“社区学校”，顾名思义只能在本社区有点影响。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生源的“地理分布”在中国高校招生和美国高校招生中的实际情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某些方面，美国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大城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偏远地区。
近几年中国出现的“高考移民”，实际上就是生源的“地理分布”问题。
由于各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录取名额有相当大的差别，许多考生或考生的家长发现，高考的成败，往往不在于你考得多少分，而在于你在哪里考。同样的分数，在甲地可能上不了本科线，在乙地却可以上重点线。于是，人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参加高考的孩子“挪挪窝”。有的真“挪”，有的假“挪”；有的托熟人，有的干脆买房子报户口……
如果说，在政策上划定各地不同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录取名额的初衷，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那么，高考政策向北京和上海这些最发达的大城市倾斜，则是人们最不满的焦点。为这种倾斜辩护的理由之一，是这些大城市的考生虽然分数低些，但综合素质高……
北京、上海的考生是不是素质更高一些？
完全有这个可能。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去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去选拔出素质更高、潜力更大的学生。
我们一方面用分数作惟一的考量手段去选拔学生，另一方面又在录取低分考生时声称录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素质高。
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一个人的身高，但在量出一些人的身高不达标时又说测量的是体重，一把尺子，两种结果，当然难以服众。
美国大学招生，往往会注意偏远地区生源的平衡问题，这就使得经济、文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