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占颐且瓤趾蟮亟虢鹑谛幸档恼嬲颉Ｋ遣⒉皇俏司聘欢矗侵苯游崛〔聘欢础Ｃ挥惺裁幢冉鹑诟菀兹梦颐鞘迪忠灰贡└坏拿蜗肓恕Ｕ庵置蜗氡旧聿⒚挥惺裁创砦螅踔量赡艹鲎匀死嗟奶煨浴５绻灰贡└徽娴某晌恢纸鹑诤蠊敲淳椭荒芩得髡飧鼋鹑谔逑嫡诮幸恢至愫蜕踔痢案汉汀辈┺摹Ｆ浜蠊浅＜虻ィ偈说谋└唤贾铝硗庖淮笈吮宦佣幔氪送保鼍锰逑档男室不嵋蛭骄赫竦暮乃鸲蠓档汀＊ァ �
中国金融的这种“负和”博弈可能由于另外一个时代特征而在未来变得格外尖锐。这个时代特征就是，一方面各类竞争性行业的经营变得日益艰难，另一方面各类垄断行业正在或明或暗地开始开放。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这种阶段态势决定了，金融等要素领域将是各类权力资本下一场竞逐的主要战场。这不仅是因为其他行业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惨烈程度，更是因为金融具有我们上面描述的那种“速富”效果。权力资本之所以为权力资本，乃是因为它不会或者很少受到约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舆论开放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加速积累时期。与此相伴随的将是，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大。我们身边突然崛起的富豪越是多，中国金融负和博弈的程度就越是剧烈。事实上，中国金融业中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战役已经如火如荼。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说，中国相当多的证券公司已经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沦入所谓“民企”之手，金融企业控制权转移的进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然而，在没有经过任何公开、透明的产权买卖程序而能够“独享”进入金融领域特权的企业，难道是真正的我们定义中的“民企”吗？容易判断，这其中，周正毅式的企业将不在少数。冷竣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在所有制上其实已经只剩下两类企业：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它们在表面上是挂着国有还是私有的牌子。这种分类可能比国企与民企的传统分类更适用于分析中国今天的现实。这种分类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久已淡忘的名词：官僚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个名词之后，对应了一种相同而且无可挽回的历史际遇，那么，我们这一代曾经为改革热情呼号的知识分子情何以堪？
一位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在中国转悠了几年之后，突然惊呼：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怎么看上去全都像骗子。是的，这是一个诞生了而且将继续诞生超级骗子的时代。曾经宛如黑箱的中国金融体系——这个隆隆作响的财富分配机器，是这个超级骗子时代最主要的推手。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黑箱中，一只巨手悄然代替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按照自己（权力）的意愿洗钱。这个典型的负和游戏一边制造了许多我们知道以及我们还远远不知道的富人，一边却为中国金融系统留下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黑洞。在大部分时候，富豪和不良资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富豪慢慢从黑箱里走出来了，但不良资产却还没有走出来。金融只不过是这个黑箱的一部分。假设不是这样，我们就肯定不会对周正毅、杨斌等“时代英雄”翻天覆地的角色转变感到如此突然了。
这是一本主要以中国证券市场为题材的书，但很显然，我要指涉的不仅仅是证券市场，也决不仅仅是中国金融，而是一个时代。我相信，对于一个时代的财富以及财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金融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作者
2004年6月于上海浦东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1节 从草根到权贵
及至1992年5月21日，中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场纯粹民间的游戏。它的主体，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都是处于传统体制边缘的企业和下层的平民百姓。这个特点从1992年5月放开股价那一天起，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然而，就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普通百姓纵情投入这个新大陆的同时，部分地方权力机构和垄断资本也悄悄相中了这块宝地。这两股力量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股市的合法性地位，为中国股市在这一时期的加速膨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由于国有企业及社会保障对资金的巨大渴求，1999年5月开始，中央相关行政部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正式加入股市的大合唱，然而，其明显的“人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开启了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之门。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2节 1992年5月21日
1992年5月21日是极其普通的一天，但却注定会成为中国股市不同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当天，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于1265点，一天之内上涨105％，成交量达到创纪录的36000万元。随后几天，上海股市继续保持惯性上涨，直到5月26日上证指数达到1429点开始回落为止。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一架财富机器正式发动，中国股市以其制造财富神话的非凡能力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毕竟，在此之前，个人财富在一天之内翻番还是闻所未闻之事。而股市的低门坎对于那些急切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或许，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第一次被这种真实的暴富故事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的一生就此铸定。
然而，对于启动按钮的人来说，这一天却一点都不轻松。
尉文渊，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年轻的总经理是这样描述他当天的感受的。
“放开股价的意义在于尊重市场，充分利用市场规律调节市场。现在看起来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但当时做这件事却很不容易。我花了很长时间做有关部门的工作，但阻力很大。最后迫不得已，我自主做了全面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1992年5月21日实现全部放开。
当时那么做不少人有意见，有些人还提出要撤我的职。我也知道擅自闯关，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在给市领导写信时也坦言准备被撤职，不过这一步总算走过来了。”《回眸中国股市》，第29页。
这是尉先生很多年以后的回忆，时间肯定已经冲淡当时的紧张。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个极普通的市场决定在当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与尉先生文质彬彬甚至很秀气的外表不一样，中国证券市场最初几年迅猛发展的实践表明，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领袖级人物。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在中国最大也是当时相当保守的工业城市——上海打开的这扇财富之门，一旦开启，就再难合上。这不仅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一生，而且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果然，在后来的十年，就在尉搭建的这座平台上，很多人完成了他们以前不敢想象的财富积累，也有人在这里输掉了他们的全部家当。的确，尉这个可能葬送自己前程的冒险举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股市的命运甚至中国经济的景观。
以1992年5月21日为界，中国股市不太长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3节 草根时代
中国股市是在中国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模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高度一致。所以，要理解中国的股市，先要理解中国的改革。反过来，理解了中国的改革，才能够理解中国股市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政府依然沿用农村改革的基本模式，主要依靠基层的主动探索。这种与农村改革初期同样的默许态度，大大激发了一批处于传统体制边缘的人们的自我发挥。很容易理解，这批人处于传统体制的下层和边缘，他们向体制外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便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就是在这个背景中诞生的。中国最早的几家股份制企业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苦”出身。北京天桥，中国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业，当初就是一家在传统体制内处于底层的小型集体企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集体”企业的含义以及其与国营企业在等级序列上的差距。而另外一家更为著名的股份公司“延中”，则更是出身“贫寒”——一家为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问题所创办的街道集体企业。现在再回首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一段早期历史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除了“电真空”这一家公司有正统的国营背景之外，其他的股份公司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体制外企业。这与人们的印象迥然不同。换句话说，中国股份制企业完全是下层草根阶级自发创新的结果。这与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先声的“小岗改革”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证券投资者也绝对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阶级。那个时候的证券投资者远不像今日这么风光。杨怀定，人称“杨百万”，在叙述自己早期的投资历史的时候就谈到了当时艰苦的情形。他说，那时我日日夜夜在全国各地跑，现在面孔这么黑，就是那时晒黑的。或许，肉体上的痛苦还在其次，更加难以忍受的大概是无所不在的体制歧视和随时可能到来的“投机倒把”之类的荒唐指控。作为中国证券投资最早的成功者，杨怀定的身份相当具有代表性。他们大多处于传统体制的边缘与底层，这与当时被俗称为“个体户”的那一批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杨本人就是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出来的工人。正是这种在传统权力体系中无所依凭的草根性，造就了他们对市场的灵敏嗅觉和最初的成功。其中原因非常简单，他们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有强得多的自我激励。不管是证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