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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波及和影响。那些宠物迷们仍在一只只小狗面前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王同山骑着自行车走进来，特别是一些女性宠物迷们，她们今天的服饰似乎比以往还要艳丽。王同山决定甩掉自行车，如果逃走就必须轻装，所以他刚想把自行车锁在一只铁栏杆上，突然身后有人叫了一声：“老王！”王同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便在车上情不自禁地漫应了一声，等他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撒开腿想向宠物市场后面那条小路飞快疾跑时，已经晚了，他发现七八个人忽然都从那些品评宠物的人群里一冲而出，七手八脚就把一个准备逃走的王同山按倒在地上，然后在后面用手铐把他的双手牢牢锁住了，直到这时王同山才不得不从心里佩服苏州公安机关，原来他们早就把王同山可能出逃的路都堵死了。包括他每天都要去的宠物市场背面那条小路……
王同山面对苏州警方组织严密、攻心率强悍的连夜审讯，在最初三天里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供真情。他心中的底线在于固执地认为此案供认也难以逃极刑，另一层侥幸则在于他认为其他四个同伙是否都已经全部落网，即便均已落网又是否都已供认。不过王同山很快就发现他用所有反审讯经验构筑的精神防线，居然在强手如林的警方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特别是当审讯者把他和其他四人共同策划盗窃阴谋的证据一一出示在他面前时，王同山才感到自己这次失败将会有多惨！而他对于法律的理解又是何等的浅薄与无知。当公安人员向他讲解法律，指出他坦白之后仍可以重新作人的方向以后，王同山这才意识到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罪犯量刑有着不容置疑的公正。最后他终于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他和四个同伙的全部罪行。
由于王同山等四人只盗窃了钢模板厂财务室的保险柜而没有撬开保险柜的锁，更没有亲手接触到那只铁柜里的钞票，所以经过公安局和检察院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到了1998年1月，终于以偷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让王同山心悦诚服的是，苏州公检法三家机构，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作案、改造长达几十年的偷盗惯犯，而对王同山施以他所惧怕的“极刑”，而是实事求是地依法对他和其他四人的犯罪事实依法进行审理与量刑。其中公安局预审移交给检察院以后，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又先后提审王同山六次之多，如此认真负责的办案态度，让进监时抱定必死之心的王同山从心底又一次对自己的犯罪产生了痛悔。
苏州法院对王同山一案的最后判决是，依盗窃罪（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只依盗窃的保险柜价值785元和他们四人为作案盗窃的三辆摩托车的价值14500元起诉）判处王同山有期徒刑7年。其他四个同案犯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5、3年不等。
王同山服判并且表示不再上诉。这是因为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他早已经从心里对苏州公检法三家认真负责的执法态度产生了信任。在苏州看守所羁押期间，王同山只是希望早一天让他到监狱或劳改农场去，而不再提任何其他条件。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宣判后却一直没有让他前往监狱和农场去执行刑期。后来他才知道，就在王同山等人被苏州法院宣判不久，国家一部《新刑法》刚刚开始实施。根据这个新法律的相关规定，他的四个同案犯中有一个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的犯人，提出了异议。其家属已经聘请律师对此案向上级法院提出了正式的申诉。而此案也刚好符合这部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当法官和检察官们再次出现在王同山面前的时候，他仍然对法院给予他的判决表示决不上诉。可是他并不知道依照这部新的法津，他们的案子似乎另有从轻改判的可能。
就在这时候，王同山等犯被从苏州思贤街70号旧监狱转移到陆墓的新看守所。这在座新看守所里，不久就有一位女法官就来到这里传讯了王同山，他记起她就是前次在思贤街旧看守所里找他询问是否对判决提出申诉的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女法官。王同山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新刑法刚刚实施不久，由于他们同伙中有人提出了上诉，致使在他看来已经铁定的案子又一次发生了改判。女法官告诉他，根椐上诉人的上诉和新刑法的相关规定，王同山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王同山当时高兴得喜泪横流，他没有想到政府会对他这样屡教不改的犯人，也会实事求是地执行法律。那天夜里，他躺在新监舍里一直哭到天明。不久，他就被解往江苏省第三监狱（丁山监狱）服刑。
卷九 悲喜之秋·大梦醒来迟第76节 善与恶的最后较量（1）
生活本身既不是祸，也不是福；它是祸福的容器，就看你自己把它变成什么。
——法兰西•；蒙田：《马克思学说浅探》
王同山又乘上了飞驰的火车。
这是深秋的子夜，江南大地笼罩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这一次，他是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担任河北电视台专题节目的嘉宾。坐在飞往河北的火车上，王同山的心情是激动的。像现在这样以普通旅客的身份安安稳稳地坐在车上，心态当然与他早年在火车上扒窃时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自从2004年1月他第七次从监狱回到苏州迄今，王同山好象每天都在做一个又一个甜甜的梦。每当他前往某一家电视台充任嘉宾的时候，无论乘坐飞机还是火车，他都在座席上暗暗地问自己：“这该不是在做梦吧？”不久前他第一次乘飞机飞往首都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节目的录制之后，王同山几乎就成了苏州的新闻人物。《江南时报》和《菇苏晚报》经常把他作为重要的新闻人物进行跟踪报导不说，上海、杭州和江南许多省市的媒体也接连亲赴苏州对他进行采访，王同山工作的胥馨小区几乎成了各地记者纷至沓来的汇集点。他刚从北京参加《小崔说事》的录制回到苏州，上海电视台就闻讯打来了电话，表示也要对他进行专题采访。与此同时，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和北京电视台的专题节目组，也先后与王同山频频进行电话预约，并且很快都分别确定了录制专题节目的时间。王同山当年作扒手的时候，为了一个“偷”字几乎跑遍了国内的大江南北，而今天他没有想到再次获得新生以后，竟然又有机会前往各地电视台参加访谈录相和充当节目的佳宾。所不同的是，从前他在全国各地的奔波，都是鬼鬼崇崇的苟且行为；可是如今他是以堂堂正正的公民身份到地面对电视观众现身说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自然会让王同山的心里产生两种心态。如今，当他再一次踏上飞赴石家庄的列车时，王同山坐在颠簸的列车上晕晕乎乎地沉入了梦乡。
往事就像被这疾驰列车不断抛在夜幕里的浓雾、水洼、树丛和被夜色笼罩的远山一样，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朦胧，越来越遥远了。迷茫夜色下一簇簇灯火在漆黑中亮灼着扑朔迷离的影子，王同山倚在卧铺的小桌前，忽然感到他好象走进了另一个可怕的天地。
王同山是1999年10月的最后一天，从江苏丁山监狱回到苏州的。那天晚上他回到苏州，心里对新生活充满着希冀。因为毕竟是又一次再生，当初他因为偷盗苏州钢模板厂财会科的保险柜锒铛入狱时，王同山就没有想到今生他会再次活着出来。现在他能回家，王同山真想洗心革面地好好生活下去。已经六次被逮进了监狱，对于他来说大半生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大墙里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屡教不改？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坚持自己心里明明知道是走向黑暗、甚至是走向毁灭的可怕之途。在监狱里他总希望有一天出去，如何如何地改邪归正，如何如何地重新改写后半生的历史。可是让王同山自己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每一次都有改写历史的机会，就是不能如愿地实现初衷，以至于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次进监狱去见那些熟悉自己的管教了。有时王同山自己也在心里发笑，好象这辈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和江苏省的几家监狱和看守所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他从监狱里被解教或刑满释放之后，只要回到苏州，多则两年、少则几个月，他肯定还会再次落入警方张开的网中，重新被送回了监狱。那么这一次呢？莫非他王同山还要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再次成为公安人员抓捕的对象，还像前六次那样被关进江苏的某一个监狱大墙里吗？
“不，我再也不干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屡教不改多次犯罪，也许早就被判了终身囚禁。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一次又一次给我再生的机会。如果我继续像从前那样或偷或盗或抢，又怎么能对得起监狱里那些管教人员呢？”这是王同山1999年秋冬刚回到苏州时的心中独白。
当然，如果一个进过六次监狱的惯犯，当真像《佛经》里所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决非那么简单。首先，他多年在苏州始终无法落下的户口就难以解决，这些年来王同山每一次从劳改或监狱里出来，他都十分迫切地希望解决生活的最基本问题，然而由于当时的户口政策和其他种种原因，王同山的上述要求只能成为无法实现的幻想。然而如果户口不能落实，那么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低保。住房。就业。结婚。成家。所有一切关系他在苏州生存的大事小情，也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
王同山回苏州后，依次找到了公安局，区政府、司法局和桃花坞司法所。可是那时各级主管部门对于他的上述诸种请求都表示无力解决，最后还是桃花坞办事处的一位主任，给他掏出了30块钱，说：“老王，只能救济你这些款了，你可以拿这些钱去买些挂面下下，其他的办法也不好想了。”
可是，30块钱在当时的苏州如何能生活一个月？再说王同山连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