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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权利。”他站在车前说。
范妮只是摇头。
他对范妮耸肩：“好吧，这也是你的权利。”
他们离开肯尼迪机场向曼哈顿下城去，范妮第一次看到了曼哈顿岛上的高楼。新年就要来了，到处都有红色的橱窗。卡地亚的纽约总部大楼把整幢楼都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象个巨大的礼物盒。这是范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她根本不知道卡地亚是什么意思。洛克非勒中心广场上的大圣诞树上，闪着数不清的彩灯。通向圣诞树的路边，排着两排银色的天使。许多人站在那里照相。时代广场上的大苹果也吊起来了，那是纽约新年的传统节目，在新年的第一分钟，它会碎下来，拿到大苹果里面掉下来东西的人，表示着会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范妮象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
“Nice； An？”他问。
“Yes。 ”范妮说，“A bit like a movie。”
穿着纽约式黑呢长大衣的人群聚集在第五大道高楼的沟壑里过马路，大多是穿着讲究的纽约人，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百货公司的提袋，范妮以为他们是在为新年采购礼物，可托尼说大多数人是去店里退掉自己不喜欢的圣诞礼物，换回钱来。“你知道圣诞节吗？”他问。
范妮说：“我们在上海也过圣诞节。”
大概听出来范妮语气里的介意，托尼马上掉过头来说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那你知道上海的事情吗？”范妮问。
“Yes； I have heard about it； the old people always say Shanghai is a small New York。”他接着说了很多，但范妮又开始听不懂了，开始是一个词，后来不知道的词堆积起来，就一点也听不懂了。她有点慌神，可是她还是在脸上堆上笑来掩饰。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说一个Pardon，连想都不愿意想到这个词。托尼看看她，他猜出来她的状况，就不再说话了。范妮感到他是怕自己听不懂受窘，才不说话了的。和自己的堂弟也搭不上话，让范妮感到十分羞愧。
在拥挤的纽约市区里，他们的车不停遇到红灯和抢道的出租车，托尼只好不停地刹车，一下一下，身体往前冲，范妮开始晕车了。头昏，舌头下面开始一阵阵地出酸水，肚子也有点疼了，她实在怕自己会吐出来，她悄悄地掐右手上的合谷穴，听说那个穴位对镇定安神有效。车窗外，一片片树林掠过，托尼告诉她，那是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他最喜欢这个地方。范妮这次倒是每个词都听懂了，她赶紧表示出来。中央公园很长，边上的老公寓门口站着黑制服笔挺的拉门人，比起上海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拉门人来说，要专业得多。托尼说，这些公寓里住着的，是真正的纽约富人。当年列农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的街口被刺杀。
“是他的歌迷杀的，对吧。”范妮忍着一阵阵的恶心说。
“也有人说其实是被FBI杀的。”托尼说。
终于到了维尔芬街，终于可以从车里出来了，范妮几乎是高兴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堂弟。她的房间是两间一套的公寓里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另一个纽约大学的男生住。他们一起合用厨房和浴室，以及电话。托尼带来了钥匙，一开门，门里面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咖啡气味扑面而来，范妮被这咖啡暖烘烘的气味一熏，一个恶心打上来，带上来一些酸水，里面有可乐的味道，那还是飞机上喝的。她竭尽全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向托尼道谢，并送托尼到门口，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候着，道着再见，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陌生的高高天花板下面的楼梯上回响，象一个外国电影里的场景。
等托尼一离开，范妮就三步两步绕过行李，冲到厕所间去，大吐特吐，飞机上吃的意大利面条，喝的可乐，还有酸咸的话梅粒子，在飞机上二十多个小时吃下去的东西，好象全都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好象她的胃一离开上海就停止消化了，将后来在美国西北航空上吃的东西，暂时存在里面而已。那些东西喷得马桶边上都是。
等范妮搜肠刮肚地吐干净了，软软地站在洗脸池子前漱口洗脸，她看到面前的镜子里有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上的雀斑都泛出来了，这是自己的脸啊，范妮简直不能承认这一点，它象同飞机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蜡黄和疲惫，又宽大，实在象东亚病夫。范妮掉头去看架子上的牙刷，它的柄象小棍子那么粗，而牙刷却象儿童用的那么小，然后她看到旁边还放着一些小钩子，小镜子，象是和牙刷一套的，那是同屋的美国人用的，托尼说他叫鲁，鲁。卡撒特，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卡撒特先生，范妮心里想了想，在中学的英文课上，有个同学总是把先生和女士读错，但愿自己不要读错。卡撒特先生倒是个考究的人呢，象牙医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牙齿。
洗脸池的龙头是老式的样子，象范妮家用的龙头差不多，龙头中间也嵌着一块圆圆的白瓷马赛克，上面烧着一个蓝色的“H”和“C”，表示冷热水龙头。维尼叔叔总是说自己家的房子是连水龙头都从美国进口的考究房子，范妮总是怀疑维尼叔叔夸大从前的事，但现在看来，他倒是对的。只是爷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他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龙头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在上海的家里，热水龙头从来没有热水流出来，倒是象张爱玲散文里写的那样，要是不当心动了那个龙头，龙头后面的管子就会发出“赫赫”的声音，象冬天发哮喘人那过敏的气管。现在，范妮试着打开那个“H”，里面马上就流出了热水。将热水泼在脸上，范妮感到舒服起来。
她索性回房间去开箱子，找出衣服和毛巾来，洗了个热水澡。从“H”里出来的热水，哗哗地从头发上到背脊上，然后再从屁股直到腿上，象被人抚摩着一样，范妮在热水下站着，从热水的蒸气里看到街对面的红砖房子，黑色的窗框，还有里面窗台上放着的一枝铜蜡烛台，象一根树干分出了七根树枝一样，那蜡烛台分出了七根蜡烛座，上面插着七枝白色细蜡烛。范妮扬起头来，张大嘴，将热水接到自己的嘴里，再慢慢地吐出来。从里到外，身体轻轻地荡漾着，她知道自己这是真的到了美国，到了能真正用“H”里的热水，而不是只能听坏掉的水管子里“赫赫”声音的地方。
洗完澡以后，范妮习惯要开窗，她将窗子往上提，和上海的窗子一样，这里也是用提的。她听到了哗哗的声音，往天上看，却看到了满眼的蓝。她想起了什么，于是将头伸出去，果然她看到了远远的路口，有一个小街心花园，那里有一个石头的喷泉，在阳光下，那喷泉流出来的水，象银子一样闪着光。如下雨那样的水声，就象是爷爷形容的一样，就是石头喷泉的声音。它长得上海家中小花园里一样，只是看上去有与上海不同的年轻和袅娜的姿态。范妮伸长了脖子，望那熟悉而陌生的石头喷泉，“这是纽约，这是格林威治村，这是维尔芬街，这是Fanny Wang。”她想。
到了半夜，范妮好象被渴醒过来，房间里没有拉上窗帘，满地板都是窗外防火楼梯的黑影子。寂静中，范妮听到身边有丝丝的声音，然后，她发现那是她床边的热水汀在工作，房间里又暖又干。范妮看了看放在枕下的手表，它还是上海的时间，按照13个小时的时差，现在应该是上海的下午。范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她想起爷爷告诉她的时差，上海和纽约差了13小时，虽然人已经到了纽约，但身体里的生物钟还会按照上海的时间工作，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觉。人象生了肝炎一样难过。范妮想，大概自己的时差已经来了。
于是，范妮决定起来整理行李。格林威治村的房租贵得要命，她租的是这套公寓里的小间，一床，一桌子，一橱，唯一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已经堆满了行李。
在箱子里被压皱变形的衣服，象上海春节时小菜场里冰冻的鸡鸭。范妮想到，自己忘记应该带一个电熨斗来。范妮当时没有觉得时差有什么不好，能在半夜里精神抖擞，她觉得也很好。她将一段丝绸放出来，笋干已经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她也不能空着手去见爱丽丝婶婆，于是她决定把这段从杭州买来的丝绸送给婶婆当见面礼。范妮还带着一些中国人送人的小礼物，象龙虎牌万金油，水仙牌风油精，绣花的真丝手帕，安徽的彩色墨。要是需要送人礼物，就不必要在纽约买了。范妮将那些东西放进抽屉里。把自己带了一些零食放进另一个抽屉。那是些苏州话梅，奶油杨梅，干草杨桃片，这是普通上海女孩子都喜欢在嘴里含一点的零食。带来的酱油和榨菜在塑料袋里散发着油酱店咸咸的气味，到了美国，范妮才感到那气味是那么冲鼻子，她不好意思将它们放到厨房间去，让那个用五个头，大概还有电池的牙刷的卡撒特先生看到她不远万里带来的东西有这种味道。于是，她仍旧用塑料纸包好了，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角落里。
整理完自己的东西，范妮坐到宽宽的窗台上，望下面静静的街道，对面有一栋房子的低楼，是家小店，在墙上钉了一块长方的店幌子，白底子，上面画了一个黑色的女人头像，那女人戴着老式的小帽，上面还竖着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