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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实也很想工作一两年以后，去美国深造，但他想，自己有一天在美国学有所成，当钱学森，当詹天佑，哪怕当容闳，也决不当她王简妮，在会议桌上，他就看出来，她以当买办为荣，她的是非观与美国人一致，她也觉得香水和花露水之争，是市场之争，而不是民族之争。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自己是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洗了脑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而简妮则是没有中国人尊严的人。比起真正的美国人来，他更讨厌简妮这样的假洋鬼子。那厌恶里带着鄙视，那是一种类似嫉妒的恨意。但克利斯朵夫绝不承认那是嫉妒，他怎么可能嫉妒她，他鄙视她。为她的立场悻悻然。
他决定，下次要找个机会，将鲁迅的小说集借给简妮看。
在他冷冷的眼色里，简妮提醒自己，要尽量防止劳拉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突然想，格林教授的书里，对王筱亭只身来往在义和团出没的地方，建立内地的经销点和仓库那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一句：“他成功地沿着河道，建立了经销鸦片，收集茶叶，桐油和蚕丝的货栈，甚至自己的钱庄，保证能够按时向洋行交回货款。”简妮想，这绝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如今只能找到，他是怎样的成功，却找不到他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住在上海让简妮痛苦。她对四周有不可思议的抗拒。她是带着理想来到上海的，她以为经过美国大学，她已被训练成一个新人，一个接受过国际市场学训练的，野心勃勃的美国青年，来上海掘她的第一桶金。但上海却象流满了黑色石油的阿拉伯海滩，将她紧紧粘住，举步维艰。在海湾战争的时候，被倾泻到海水里的石油曾经污染了许多海滩。不得不停在海滩上的海鸟，一落地，就被粘住，很快就奄奄一息。电视新闻里，那些变成黑色的海鸟在遍布油污的海边满跚而行，徒劳地在黏着的黑油里拔自己的爪子，扑打已经不能用了的翅膀。简妮一直记得那令人绝望的情形，那时她正被不断地拒签，身心具焚，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些黑色的海鸟中的一只。
但如今她回到上海，心里却再次涌出了阿拉伯海鸟的感觉。她不想被公司里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中国人，Tim，或者是毕卡迪先生，还有洋铁皮的标语牌和克利斯朵夫，他们大家象印地安螃蟹一样，在她将要逃脱的时候，合力将她拉回到原来那个可怕的位置上，并死死地压着她，让她不得不接受。她永远都记得，Tim在听说她说“I was a Chinese”时，脸突然往下一挂的样子，还有公司里的中国同事耸着鼻子冷眼看她的样子，她风闻他们叫她“买办王”，用毕卡迪先生带着印度口音的语气，用英文的结构，将她的姓放在后面，嘲讽和憎恶地。
她也不想被家里的任何人提醒自己是个上海人，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充满美国消毒药水的气味，背景里充满了象海滩上的石油那样又黑又重又粘稠的苦难。她控制不住地恨家里人，恨爸爸妈妈的脸和声音，恨爷爷，恨那间小客厅里的陈设。上海就是她的泻满石油的海滩，到处都是痛苦。那天她已经走到人民公园门口了，透过修剪得象墙一样的冬青树，她又看到那里的林荫道，还有路边的绿色木条长椅，简妮以为自己会感慨，但她心里涌出的，却是强烈的抗拒。她不想回想起自己在寒冷的空气中站在英语角与人搭讪的情形，还有那一次次被拒签后一片死寂的心。这个上海，到处散落着细小的绳索，一不小心，就拉出一段让简妮痛苦的往事，或者事实，瓦解她从美国带回来的美梦。
感到自己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认同在被上海瓦解，简妮心里非常恐惧。她没想到，范妮在美国遇到的事，她回到中国来时遇到了。她们是那么不同，但她们却横竖就是当不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自由自在的美国人。简妮每天的每个时刻都不高兴，她虽然坚持从家里搬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里，但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在她的答录机里留言，每天晚上回家，答录机上的小红灯都令她咬牙切齿地闪着。在上班的路上，她讨厌被人碰到身体，讨厌看到26路公交车，到了公司，她走进办公室之前，心蹦蹦地跳，害怕遇到迎头一棒。她常常想起第一次进办公室，看到劳拉的情形，她从自己现在用的灰色写字桌后慢慢站起来，她怕自己将要变成劳拉第二。和美国同事在一起时，她常常不高兴，要是有人向她学一句上海话，或者问起，为什么上海的男人穿睡衣在街上走。和中国同事在一起时，她也常常不高兴，因为她不得不说上海话，和他们一样的语言。和中国同事与美国同事一起时，她为中国人的不修边幅更不高兴，他们没有每天洗头，他们喝汤时发出响声，他们站着的时候不挺拔，他们坐下的时候拧着腰身，他们嘴里有香烟气味，女同事的袜子不合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里为他们那么羞耻，那种不忍目睹的羞耻简直远远超过了憎恨。有一次，简妮陪Tim请日本人在希尔顿吃川菜，席间，也有日本人喝汤霍霍地响，但简妮觉得，自己和那声音一点也没关系。
在上海，简妮觉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地狱里。
简妮决定自救。
她不敢，也不能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所以，她从家里开刀。
劳拉走后，简妮就搬到劳拉在龙柏的小公寓里，离开了那条灰色的弄堂，和父母。她借口说，合资公司要求她住到前任秘书的公寓里去，外事部门不愿意美方雇员住在上海人中间。这是个光彩的理由，爸爸当时说：“中国人将你当成美国人管了，你小心秘密警察。”但他的神情，很有点得意。听说简妮住在龙柏的外国人公寓里，爸爸妈妈很有点孩子成龙成凤的骄傲。他们不知道，那里只是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低阶雇员的公寓，高级雇员都住在虹桥和波特曼右边的外国人公寓里。简妮的房子，不过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小客厅，小客厅里只有一张沙发，一个茶几，还有一只空的玻璃花瓶，卧室里也不过一个大衣柜，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与家里的房间相比，这里充满三星旅馆式的寂寥，但简妮却喜欢它与上海没有干系的漂泊感。她的厨房窗对着门外的走廊，常能听到邻居们经过时的说话声，有人说英文，有人说德文和法文，还有一些日本人，让简妮觉得舒服。公寓里有种咖啡与加了柠檬香料的洗涤悸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与美国公寓里的气味十分相似，它让简妮感到安心，每次回到公寓的楼道里，简妮都长长地舒一大口气。
厨房几乎是空的，吊橱里只有劳拉当时剩下的半包咖啡，一些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通心粉，半瓶橄榄油和几小盒番茄酱，做意大利面条用的。还有一包香烟。简妮看到那上面的小贴条，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在K…Mart买的，想必是劳拉从美国带来的。简妮有时在厨房里用劳拉剩下的东西，为自己做一杯咖啡，或者一盆蔬菜沙拉吃。
谢天谢地，公寓里有有线电视，可以看到CNN。简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电视打开，让房间里有CNN的声音。看到新闻里常常一晃而过的纽约，简妮的心就会“哗”地跳一下。有时在做事，听到电视里面说纽约，简妮也忍不住吊着两只湿手，从厨房里奔过来看。常常一过来，纽约的镜头却已经一晃而过。
从家里搬出来时，简妮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从美国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个Muffin，它干得象块石头一样。她将它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用一个玻璃啤酒杯罩着。
简妮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她在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坐着，喝一杯劳拉在K…Mart买的咖啡，经过六月的霉雨季节，咖啡受了潮，香味闷闷的，带着陈宿的气味，完全不象当时鲁留下来的咖啡那样香。但它总是咖啡，是美国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饭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时，简妮象在美国一样，做夹忌司的美式三明治当晚饭，忌司还是Muller太太每个月到香港买东西，美国同事集体托老板太太带买生活日用品，简妮请老板太太代买的。整个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简妮在美国跟Ray学会吃忌司，那时更多的是为了营养和方便，她没想到自己在上海，会这样疯狂地想念加在面包里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个很亲切的美国人，她瞪大眼睛说：“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买不到忌司。还有比较硬的黑面包。”简妮的小三洋冰箱里，装的都是香港带回来的忌司片，还有吃热狗用的芥末酱，在锦江饭店里的小超级市场里，有时可以买到热狗肠和酸黄瓜，那时，简妮就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纽约热狗，用张餐巾纸包着，就着可口可乐吃。脱离了家的简妮，终于过上了与住公寓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的生活。
让简妮心烦的，就是爸爸妈妈狂轰烂炸的电话，他们要简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饭，他们要来简妮的公寓，帮简妮洗衣服，晒被子，送鸡汤，他们要和简妮在一起。
但是简妮不要。
简妮在家也开着电话的答录机，电话响了也不接，要听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抢过一步去，接起电话。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录机堵他。爸爸充分表现出了新疆知青那种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简妮的电话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简妮说上话，就誓不甘休。
简妮常常就这样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饭，换来他们不再威胁要到公寓来看她。简妮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为骨折过，总是向右侧倾斜的背脊，她厌恶得要发疯。即使是嘴里含着满满一口饭菜，也不能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