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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第七章23。左联时期（3）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就是奴性；现代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也难以逃脱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尤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于上层，前有“现代派”，后有“新月派”，小则闹闹别扭，大则为虎作伥，更甚者则直接进入政府，充当权力人物。这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党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极权主义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观念是有冲突的，为此他曾以辞去大学院委员的职务相要挟，写信给司法院长提出抗议，并把信件发送通讯社，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人权”的文章，向“党治”提出挑战。但是，关于这段越轨的举动，胡适本人有自白说：“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便对党国怀着如此的忠诚，仍然遭到政府的惩罚。中央明令教育部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销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传媒纷纷揭载有关惩治胡适的各种议案和消息。
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鲁迅没有直接评议。他知道，在“人权案”问题上，决不能作出使压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须加以揭露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无情地嘲笑这群“刽子手和皂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鲁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评家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
这时候，鲁迅大体上放过了胡适，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实秋。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梁实秋一人。梁实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义”的宣传家，而且自告奋勇，以反对“普罗文学运动”为己任。因此，当左翼文艺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长的时候，对梁实秋方面加以狙击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强调文学的对人的全面完整的体现，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主张译文的畅达等，不能说梁实秋的文章毫无可取之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主旨在于否定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头一篇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纯属于子虚乌有；后一篇不仅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而是借批评“晦涩”、“难懂”，而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翻译实践。
鲁迅作了一篇长文作答，把两个问题扭到一起，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实则强调反抗压迫的斗争的必要性，其中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梁实秋的种种讥笑“多数永远是愚蠢的”之类的贵族派头，特别为鲁迅所憎恶；他的反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一贯的平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学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可见他对人性并不加以抹杀。在他创作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哪怕漫画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不可以用“阶级性”作出全部的说明的。
此后，鲁迅还作过两文直接抨击梁实秋，就是《“好政府主义”》以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实秋一类人物，是为政府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因为是“走狗”，所以“驯良”；又因为驯良，所以“雅”。
从创造派到梁实秋，他们是从左到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曲解的。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所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特意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安排了两把虎皮交椅，让梁实秋和钱杏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并排而坐，“劳资”媲美。《我们要批评家》也是既说成仿吾和钱杏，也说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但批评前者更甚，指众多挂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第七章24。左联时期（4）
7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题作《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为直接，更不留情面。其实，他所批评的人们，此时已经成为他的盟友了，怎么可以无顾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呢？怎么总是纠缠历史的旧账呢？可见，他从来是看重思想和思想批判本身的。整个讲演是关于上海文坛从才子佳人到流氓才子的变迁史；只“一瞥”，就阅尽了六十年风光，无论怎样的变来变去，骨子里一仍其旧。其中，创造社是被当作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来加以批判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他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讲话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异的。”
为了回敬鲁迅的这篇讲演，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单是“发端”，就费去一万字。他还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一篇《“眼中钉”》。他把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说成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从而肯定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评为“轻薄”、“无聊”，也有人称之为“互争雄长的伟大的旧账”，还有人撰文说举发鲁迅的错误是正当的，把《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成为鲁迅的“小资产阶级性固定不变”的证据。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终于发展成为未来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时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时局不同，尚未出现权力的垄断而已。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定期出版画集，已出第一辑的五种，就有三种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木刻讲习会，亲自给青年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直接讲解。对于“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总是不忘给予热情的评介。在官方的压迫日渐加紧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大一点的发言空间，他积极投入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竖琴》、《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之外，还翻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计10种，但除了4种得以出版外，其余的包括《毁灭》在内都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结果，他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毁灭》，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叫“钻网”。钻网是大苦事，但也有报复和胜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为《铁流》做的广告：“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婉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此时，他的感情和意志，无疑也是鲜艳而铁一般的。
第七章25。左联时期（5）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