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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深夜的凉意。
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进行，战斗的意气变得日渐健旺。在新文化运动四面受敌的时候，鲁迅主动承担了新文化营垒的另一方面的狙击任务，在《新青年》的《随想录》一栏中做起短评，一以攻击时弊，二是反抗传统，而这两者自然一样是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即他所谓的“遵命文学”。他把这些短评称为有情的讽刺，以别于“无情的冷嘲”，故结集时，又称之为《热风》。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杂感集，《热风》把它的主要的火力投向“圣武”，即中国专制政治的传统。许多罪恶的、畸形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缘此而来。最高统治者在生前极力谋求“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死后还要保存尸体。尤其致命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的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这样，中国历史就只能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没有理性，没有主义，只有“刀与火”。大一统与暴力，形成了自大与好古的国民根性。自大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好古的文化心理，集中体现在国粹家——种子一直延绵至世纪末的“国学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维护传统偶像，突出的如林纾、刘师培、吴宓等人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以及一些充满僵化、陈腐的、正统观念的“含泪的批评家”对新生的机运的批评上面。此外，鲁迅极其敏锐地在社会观念转型时期发现“二重思想”论者并予以抨击，以后对种种骑墙主义、机会主义的揭露，都是反对“二重思想”的延长。所谓“二重思想”，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表面上的办法是折衷，调和，实质上仍然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立足于“保存我们”和“保存现在”的观点，以做“有主义的人民”相号召，说：“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如果说《呐喊》是记忆的，虚构的，独语的，那么《热风》便是现实的，战斗的，宣言的。鲁迅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层阴郁的气息，而这些随感，则是火焰般鲜明地跳跃着的，它们具有思想者的睿智，如蒙田、尼采一样的东西，但是，又因为死灰的长久的积压，而自然地带上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的一种庄严的、沉着的、悲壮的东方风格。收入另外一个集子的一篇写于同时期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重复写道：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被许寿裳称为介绍欧洲最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的鲁迅，是一直重视翻译，并且把它同创作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把翻译当成创作的，本意在表达自己，而不仅在于观念和形式的引进。此间完成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以及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都是这样。
小说中的绥惠略夫是俄国的革命者。他从被判处死刑的途中逃了出来，躲在彼得堡城内。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世上的幸福者固不待言，连“不幸者们”竟也反过来帮助政府追捕他。他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向剧场中的观众——他一直深爱着的人们——开枪。在他的意识中，有一段关于爱与憎的个人独白：
……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
在鲁迅那里，其实同样存在着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爱与憎的内在紧张。当人生的悖论逼迫他解决而又终于无法解决时，便使他一度陷入彷徨的境地中去了。
第二章6。彷徨时期（1）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从著名的知识领袖到广大学生，不是参加政党，投身实际政治，便是逃避社会，自囚于宁静的校园，踱进研究室里。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很可能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后来果然也就成为党刊了。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性质。作为同仁，鲁迅坚持一贯的“思想革命”的原则，同周作人一起，基本上支持胡适，但反对“不谈政治”。在他那里，“政治”有着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之分。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仍当恪守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也即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说，以写作从根本上对抗权力，而不是为权力而写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歧途是由来存在着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分裂已成定局。显然，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精神溃败。对此，他无能为力。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了。他还写了一道题《彷徨》的诗，其实是一幅自画像：“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种彷徨无地的心情，还跟另一件牵扯到个人隐私的事实有关。鲁迅艰难购置八道湾居屋，在周作人全家迁入之后，又把母亲和朱安接来，有闲情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不料，院墙之内很快发生了战争。鲁瑞告诉鲁迅的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头还好好的，弟兄二人还忙着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呢……”战争的起因不明，大家讳莫如深。鲁迅逝世后，周作人把有关的两页日记撕掉了。鲁迅1923年8月14日的日记也极简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至今留下的惟一的证物，是周作人写给的鲁迅的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们。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四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据许寿裳和郁达夫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明显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羽太信子证实鲁迅对她“非礼”，周作人后来也有间接承认某报记者关于“调戏”之说。许寿裳极力维护鲁迅，说羽太信子“歇斯底里”，错在周作人偏信。在郁达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却是文明有礼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鲁迅深爱他的二弟，乃至及于弟媳。当周作人滞留绍兴期间，鲁迅给他写信时，还常常夹带给信子的信。正是鲁迅，负担了羽太一家的经济援助工作；直到决裂之后，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彻底的决裂，对于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来说，不能不陷于痛楚难言的境地。
第二章7。彷徨时期（2）
战争结束后，鲁迅立即迁离八道湾，同朱安一起住进砖塔胡同。为了安顿母亲，随后又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宅，于次年5月迁入。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些杂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长期的编校工作之外，开始了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加上后来的《野草》，集中显露了这一阶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内容。
《彷徨》在某个方面重现了《呐喊5》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个比照。两个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的年轻母亲，她们一样的惨苦无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却多出了一份被命运追逮的紧张与恐怖。在小说展开的人物关系中，《祝福》全景式地展开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狰狞面目。关于妇女的世代的奴隶身份，《离婚》可以说是又一个补充。《呐喊》中的“看客”形象，为《示众》的摇镜头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传》结尾“大团圆”的公众场面，一片汪洋，无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