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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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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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