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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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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都与别人相同,就是其中一件事,却很特别的,是对于树的方向的考究:如在原处掘出来朝东的,移了一个地方也要朝东的。他每次栽树,总拿了罗盘向根根细心的对,丝毫不苟,这或者就是他致仙的道理了。”从而做各种植物变色、变种的研究与试验,兴趣极浓。对地方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改进建设,都有具体的建议。
  湖州城南效二里有靓山,为浙西胜地,山麓有碧浪湖,波平如镜,浮玉塔峙其中。陈其美墓地即在山南。陈果夫此时办了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叫《碧浪》杂志,以湖名为刊名。他说:“我曾经负责编过一种儿童文艺的刊物,名称叫做《碧浪》杂志。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们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个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限交了许多稿子过来。”陈果夫自己也写文章在《碧浪》发表,后来收在由王夫凡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民国6年冬天,也就是1917年冬季的时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以陈果夫闲居家乡并不是长久之计,从上海去信劝其经商。陈果夫说:“愿在金融界工作。因为我当时想: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朱五楼)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革命党人,是不好慧的二个。到了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有一家银行、一家钱庄新开,都和他有关系,他要我选择一处。我因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但一时还不能决定,特地写信与蒋先生商量,他亦赞成我人钱庄,一面要我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面还希望在必要时可作我们工作的掩护。于是我正式答复岳父,愿人钱庄。这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以为头脑新的革命党人,总想人新的商业场所,为什么反去学习旧的东西呢?从此以后,他对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陈果夫说:“七年五月十五日,予自湖出就晋安钱庄事。搭轮,适遇信大值班。向局购票,主事者云:客票吕角。予购票人舟,初以居信大之室,不与论票价。轮船开,尚有一室空无人,予乃迁之。天将晚,闻隔邻大餐间有争论声。细聆之,知为信大售票员向乘客补找票价也。予俟其事毕,邀来,付以洋4角,以符定章,盖子之票亦未符定章也。其人不受,日:‘我与汝何必如此计较’?子曰:‘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子与公司与他人之计较,亦即我与我之计较也。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之交易’。信大日:‘凡作公正交易,须使众成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予日:‘不然,惟其吾济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可取去,毋稍客气也’。信大曰:‘予虽取去,奈公司方面并不知补钱者为汝,汝出钱无益也’予日:‘予本不愿彼知也。予不为坏事,即予之进益。予今日出此钱,得能安睡,否则夜间忐忑不宁,虽省钱亦复奚益。再予警以此种事责人,因生平未誉为此种事,故言顺而正。今以此区区之故,使我此后言不能劝人,行不能导人,虽此事人不我知,而予终不能不耿耿于心也’。信大日:‘理虽若是,然出此钱者终不免太冤,想此世亦无如此之愿出冤枉钱者’。予日:‘汝但取去,并就予之见解反复思之,当可知出此钱,并非冤也。至于举世无此等人,汝可不必过问’。信大知予意坚决,始取钱辞出。是夜予得酣睡。”
  陈果夫人上海晋安钱庄,工作繁忙,待遇微薄。这是陈果夫首次就业。他说:我的“职务是助理信房。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一位老先生。这钱庄因为是新开的,大家都是新进,倒也没有欺生的情事发生。在同事中间,半路出家的只有我和银房助理陈君,他曾经进过同济两年。除我们两人之外,也没有别的人进过中等以上学校,以学徒出身的居多。这也可想见那时钱庄里伙计的程度。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这一代,经理们看我可以胜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吕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两个人用,在庄里当然乐得将就,不过苦了我一人,要担负两个人的责任。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他说:“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庄上不肯搭凉棚,我的坐位正是西晒,下午又是写信最忙的时候,只好挥着汗,不断的伏在桌上书写,加以房子又旧,臭虫很多,职员宿舍里卫生毫不讲究。我的身体本来赢弱,在此种不良环境之下,虽然自己还是小心保养,毕竟又害了一场病。在忙碌中,有时还得偷闲,去帮助人家工作,同时又要学习人家的工作。喜欢舒适疏懒的同事,拿一部分工作要我代做,我也受了下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在早晨,先是领导许多学徒看洋钿,等这类事告一段落,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电感与梦问题。总之,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陈果夫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不得不做点洋钿生意以资贴补。他说:“我这一点点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还要接济立夫弟学费,希曾弟零用及济助一班穷朋友的告贷。其实,我这几个钱,就是单作送人情份子之用,都还不够。记得有两个月,送礼送得特别多,每月要耗费16元。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到第二年春天,便告明几个要好的朋友(为了万一亏本,不能不请他们帮助),同时向蒋先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给我赚了600几十两银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这一笔意外收入,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此次归国,身无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因为经济桔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9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为调动职员的积极性,陈果夫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己斤斤计较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时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茂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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