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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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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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