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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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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反省院条例》后,其权力所及省区,普遍设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陈控制,其目的也是进行思想瓦解。
  出于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陈果夫、陈立夫逐渐把触角由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伸向了文化宣传领域,这便和由“天子”门生黄埔学生组成的复兴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国民党组织思想系统是双轨并存的,一般党员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军队系统则归总司令部政训处。在开始的时候,双方势力都比较小,而活动空间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处,但随双方势力的扩大,冲突日渐激烈起来,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对抗。
  黄埔军校学生开始插手文化领域始于蒋介石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要比二陈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热潮的压力,蒋介石为收买民心、统一力量,倡导了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于1932年3月,召集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曾扩情、康泽、戴笠等人,组成了“中华复兴社”。“中华复兴社”的行为准则为“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极力主张避兔空谈,倡导实际行动。“中华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它的三位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就动起手来,开始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张“行动”,号召“硬干、实干、快干”。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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