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酆驼骞劭梢钥闯觯执缁幔逡埠茫埔舶眨ǘ瘢遣⒉还蚕硪桓瞿诤ň拖衤逞甘降母闯鹬饕迦衔罢寰褪歉闯稹保适降目砣葜饕逶蛉衔翱砣菁凑濉保Ｋ裕疾荒茏砸晕钦澹侵钡溃桶崖钊说淖煺趴础�
骂人的嘴一旦张开，“正义的火气”就不是正义了。晚年胡适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劝告一切学人不可动火气，更不可动‘正谊的火气’，动了火气——尤其自己认为‘正谊的火气’——虽有方法最严谨的学人……都会失掉平时的冷静客观，而陷入心理不正常状态，即是一种很近于发狂的不正常心理状态。”〔37〕也就是说，如果骂是出于正义，正义也被这种非理性的火气劫持了。鲁迅曾对许广平表白自己：“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38〕以后，鲁迅又一次对许广平说：“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39〕鲁迅的自况，正是胡适所说的情形。我们很难相信这没有理性的乱骂乱打是正义所为。对方文章还没看完，便由着火气说愤话，先别谈什么正义，连起码的责任都谈不上了。
进而言，骂人的嘴一旦张开，不但“非”正义，而且“反”正义。所谓“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是说不通的，无论你持什么观点，骂人，是且只能是对正义的反动。在自由主义那里，正义的两种形态——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乃是后者重于前者。很可能，被骂的人，他的正义内容和你不一样，甚至相反，但却不妨也是正义的：这是实质正义的多元形态。多元即冲突，如何解决这冲突，自由主义的做法是强调程序正义。所谓程序，就是过程，就是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方式与手段。和实质正义不同，它搁置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动机、道德理由等主观层面的内容，而是盯牢该主体由此而采取的行动。在这里，实质正义难于有一个统一标准，而程序正义则必须标准统一，否则，社会生活难以维系。其实，程序正义也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它恪守的原则是：你可以出于正义，也可以不出于正义，还可以出于不正义，出于什么都行，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行为而伤及其他。这个正义落实在行为主体那里，就是方式的正义和手段的正义。因为真正对人造成伤害的，不是动机目的，而是行为。所谓方式和手段，就是对行为的要求。现在来看所谓“站在正义的观点上”，这其实是说，骂乃出于正义。两者的关系式：正义是骂的动机，骂是正义的手段。骂，作为一种语言暴力，它是对被骂的权利侵害，比如人身权和人格权。因此，当你张口骂人时，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里仅存的正义——手段正义。正义没有了，有的只是不正义。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想到的“道德吊诡”：从正义出发，却走向反正义。
正义离罪恶，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穿过鲁迅、孔另境的话，从语层表面向下，把握它的“潜逻辑”，那么，问题会更严峻。“直道而行”，“站在正义的观点”，包括我们所说的“骂的对”，无非是说，只要我是对的（正义的、直道的），我就可以骂。这个逻辑，乃是一种“目的论”逻辑（亦可称“动机论”逻辑），它的表现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40〕鲁迅的这句话，既是因为它是鲁迅的一贯的思想，也是鲁迅思想中最危险的部分，同时它也最具迷惑力，至少，鲁迅自己就被它迷住而不自知：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41〕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42〕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43〕
既然为了目的——何况是正义的目的，可用无论什么手段；那么，骂，仅是手段之一，不还可以动用包括骂在内的其他手段吗？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归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把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身上……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于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44〕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青春是可怕的”，其实，可怕的不是青春，而是那种“目的论〃或“动机论”的逻辑。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目的论”是一种不计责任、不顾后果的“意图伦理”，它的通俗表述是，只要我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它血流成河。红卫兵的作为，正是出于他们自己认为的“正义的目的”，即“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他们的行为——骂、打、砸，无不是出于这个意图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可以说，如果不是激情满怀地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这群少男少女不可能这样不择手段地致人于死地。因为手段的残忍，因其违反人性，它须要有一个道德理由支撑。这个理由不但越崇高越好，自己才能不觉其残忍；并且那个崇高的目的还会让人产生道德感动的眩晕，为自己战胜人类或人性的弱点，比如同情心、怜悯心，产生快乐。就这个事件而言，恰恰是那个正义的目的在这里助纣为虐，因为它不问手段。这个故事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在一个“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的文化中，邪恶是怎样炼成的。其实，不独这个事件，“文革”中所有在今天看来是罪恶的行径，当时都可以在目的论的大红伞下得到价值庇护。这一切，想必鲁迅始料未及。然而，我们能过多责怪这些少男少女吗，他（她）们成长的文化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在在都是目的论的，是目的优先，是目的决定一切，是目的排斥其他的。没有人告诉他（她）们，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也没有人告诉他（她）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她）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他（她）的行为。
只是，这样的文化已是“胡文化”而非“鲁文化”了。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明白地说：“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意识的责任。”〔45〕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动机和意图上，这样的道德意识，也借用上述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分明是一种与“意图伦理”正相应对的“责任伦理”了。“责任伦理”不对意图和动机负责，而是强调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在这一对范畴中，胡适不排斥“意图伦理”，但显然目光更盯在“责任伦理”上，这是因为胡适深虑于“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46〕——而“目的论”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既是错误又是不负责任的议论，尤其当它被用于政治或社会改造方面时。不独如此，再往前追，还可以发现，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就在日记中用英文抄录了刚多赛的一段文字，其第一句：“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47〕（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做好事”如果是动机，“好的方式”就是手段，而“必须”所强调的不是目的是手段。这就是“责任伦理”意义上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同时这也是“胡文化”得以形成的自由主义资源之一。
七、骂的错舛
胡适临去世前，又遭到了新一轮的围攻，说他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文学，还不懂史学，总之，什么都不懂。不过，这还是轻的，重的，就是那种带有人格攻击的谩骂了，并且要打倒。照例，胡适对此一概不理，最多，也就是说说：“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为什么“要彻底打倒我胡适”呢？倒是有一位旁观者看不下去，写信给胡适：“适之先生：我在《政治评论》和《中外建设》两本杂志上看见几篇批评（毋宁说‘诋毁’来得恰当些）的文章，心里很难过。我并非为你难过，而是替那些脱不了哺乳动物的本性‘好斗’的文人悲哀……”〔48〕这话说得极有意思，“好斗”是文人本性，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就可以知道。1930年鲁迅写给章廷谦的信，仅在一个小小的段落中，就排着这样的字句：“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个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49〕这是鲁迅在上海滩的自我写照。只是上面信中的“好斗”，到了鲁迅这里叫“用功”。
以斗为功，以骂为用；斗字当头，骂在其中：这样来概括鲁迅和“鲁文化”，相信不致走样。可是，以“斗骂”为传统，这个传统流贯于二十世纪，它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文化灾难。文化的生长，靠的是建设与积累，不是靠“战”。像“文革”时的战歌：“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是战不出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文化成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这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是这样。就算战胜了，到底还是一片文化荒芜。如果说，战啊、斗啊，还没脱哺乳动物习性的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