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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明朝监察制度所采取的是“以卑临高”、“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制约机制。封建社会的行政系统向来是从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只有上级官吏才能监督下级官吏的行为，制约他们的职权。因此，“以贵制贱”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原则。而朱元璋所设立的监察制度却打破了上述原则，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给事中也只是从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另外，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同时，监察官的升迁非常快，这对于监察官来说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朱元璋所创立的明代监察制度具有“秩卑、位尊、权重、厚赏”的鲜明特征。“秩卑”则因官轻爱惜身家之念亦轻，不会因“高官厚禄”而有颇多顾忌，也不会像官场“老油条”那般处事，对违法乱纪姑息迁就，敷衍推诿，对责任人和相关部门左右逢源，息事宁人。“位尊”则因地位殊荣而敢于进言，同时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为使监察官勇于以身殉职，明朝皇帝特别明令凡“死谏、死节、阵亡者都给赠官”的殊荣，极力提倡和宣扬“忠君报国”的理念。“权重”则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发挥其监察作用。“权重”的结果让监察官们倍感责任重大，激发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达到了“以小驭大”的作用。“厚赏”则因奖励丰厚，促进了监察官的锐进精神，使他们觉得从事此项职责，是仕途进身最有利的途径。正是由于“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重”的特点，因此明代的监察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
其三，明朝的监察制度具有动态机制，是采取定期与临时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封建社会中的行政监督，一般是采取由固定的上级部门和官吏对下级部门和官吏进行考察。这种办法固然简便易行，但日久成弊，极易形成官官相护的陋习，造成行政监督难以发挥实效。朱元璋为了克服这一流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采取了定期和临时交替的巡视方法，发挥了监察的作用。同时，对于外派的监察官吏，他采取了定期更换的政策。这些措施，不仅防止了监察官与被监察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进行舞弊，保证了监察质量，而且也防止了监察机构自身的腐败变质。朱元璋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澄清吏治的监察制度，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驾驭国家政权的能力。顾炎武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且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日知录》卷九）
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当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杀头之险，犯颜直谏。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时，恰巧遇见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但领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圣旨在身，不把周观政放在眼里，与其强辩。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无奈，只好回宫面奏朱元璋。不多一会儿，传出皇上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周御史可以回去安息。不料，周观政不依不饶，坚持“必面奉诏”。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无庸置疑，正是由于明代监察制度和这些监察官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也保卫了“朱氏天下”皇权的稳固。
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这种制度对于吏治的监察并非是万能的，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一切法律、制度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和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是操纵在皇帝手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腐败该不该惩治，该何时惩治，惩治到何种程度，以及惩治的范围与力度并不是取决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归根结底，监察制度的实施与否，完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的贤明与昏庸，与他的个人品质和才干联系在一起。
由于监察官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从根本上说，尽管有了明确的法律和严密的制度，但仍然是人治天下。因为监察官无论怎样弹劾、谏诤，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还是瞎掰！对于吏治腐败的惩治与打击，完全以皇帝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皇上说腐败，就是腐败，皇上说该惩办，就得惩办。
从明代历史上看，监察官在执行监察职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罪既得利益的权贵和官僚特权集团，并遭到这些势力的疯狂抵抗、反扑、毁谤、甚至迫害。所以，监察官们执法办案必须也只能依赖于皇权的保护才能进行。倘若失去了这种保护，不仅吏治监察寸步难行，而且监察官的下场也将是非常悲惨的。从监察制度与监察官吏对皇权的依赖进行分析，明代监察制度背后，散发着浓厚的人治气味。也正因如此，这种监察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和吏治昏暗的弊端。从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严嵩的弹劾案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县介溪村人。自幼聪颖，在乡里号称“神童”。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考中进士，被选中为翰林院庶吉士（练习办事的后备官员）。孝宗病死后，十五岁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明武宗。因朱厚照年幼且荒淫无度，导致宁王朱宸濠叛乱。1521年，武宗朱厚照死去，由兴献王朱厚癅
继位，年号嘉靖。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严嵩便投其所好，深得明世宗的宠爱。每逢斋祭大礼，嘉靖斋醮焚化的“青词”（一种用朱墨写在青藤纸上的骈体行文，用做祷告上苍，求神保佑）。一概由严嵩执笔。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严嵩得以加封太子太保。
嘉靖好道，身居宫苑，在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竟然有二十多年从不上朝，专事玄修。朝中大事，完全依赖严嵩。在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二十一年中，他趁机树植党羽，分据要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在当时，严嵩简直是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御史和给事中为搬倒奸臣严嵩，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选拔人才，惟贿是问；贪污财物，数额巨大；广占良田，修筑豪宅；纵奴行凶，虐害居民；穷奢极欲，生活腐化；耽误国事，民怨极大；豢养爪牙，扰乱朝政。王茂宗恳请皇上严惩国贼。但是，这一番肺腑忠言，却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削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
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精力不济，处理朝政，奏对不当，给皇帝所写“青词”又往往叫人捉刀代笔，不能叫嘉靖满意，因此渐渐失宠。嘉靖四十年，御史邹应龙上疏再次弹劾严嵩父子，并言“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请把我的头砍下来以谢严嵩父子”。世宗看到邹应龙的上疏，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旨让严嵩退休，贬严世藩充军雷州。但严世藩竟然抗命不从，反而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嘉靖四十二年，御史林润上疏再次上奏朝廷，世宗闻听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又下诏将严嵩及其孙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虽然，明朝有如此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