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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道平（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绪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
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