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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