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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乓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夫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极端艰苦的敌后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敌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也随之流亡或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实际上除少数仍坚持抗日外，大部分是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则变为汉好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23～424页。＇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首先是从建立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始的。
随着国民党旧政权的分崩离析，华北、华中敌后许多地区一度陷入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各种形式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如晋东北、晋西北各县和察、绥两省以及冀西的某些县份，成立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冀中各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冀南地区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苏南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溧（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以及江（宁）当（涂）句（容）溧（水）四县抗战总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抗战初期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成立的，它们一时成为战时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代替已经撤退或瓦解的国民党旧政权，或者排除被摧毁的敌伪政权，而在当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等政策，实际上成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性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抗战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还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有效地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因此，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任务。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各地方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紧密配合，积极进行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在晋察冀边区，各县政府除晋东北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兼五台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外，其余原国民党政府官员全部逃散。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领导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以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来劲文和动委会的名义，向各县委派县长，建立了39个具政府（含冀中己开辟地区）。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抗日政府，支援八路军抗战，保卫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31日，正式批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了各委员。边区政府的成立，宣告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这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其他敌后根据地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取消半政权性质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委任县长。在县以下，设立区、村（镇）公所。3月初，晋察冀边区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同时在阜平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关。到3月底，边区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全部结束，政权和群众团体分开，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系统。抗日民主政权自上而下建立起来。
在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基层政权的统一和最高政权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在晋东南，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有较大的力量。牺盟会作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山西抗战危急的关头，经过阎锡山同意，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展新军（抗敌决死队），接收和改造各地政权，建立“牺盟县政府”（又称抗日县政府）。对县以下的村长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逐步撤换旧村长，由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到1939年初，晋东南的基层政权大部分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县政权，普遍成立了行政会议，吸收各界代表参加，扩大政权的民主性，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民选政府准备了条件。晋东南各县政府由山西省第3、第5专员公署领导，戎伍胜和薄一波分任公署专员。冀西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根据地创建的同时。由中共地方组织和由杨秀峰主持的统一战线组织“冀西民训处”共同建立的。
1938年9月成立冀西专署，统一领导冀西10个县政府。豫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修武县抗日政权是在原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共豫北特委派人和当地抗日爱国人士协商后于1938年4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并获得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批准。涉县则是由中共涉县县委派出工作队，由点到面，逐步改造旧村政权后，才建立起抗日县政府的。
冀南地区，在八路军部队东进驱除日伪军、摧毁敌伪政权和组织、恢复社会秩序后，中共冀鲁豫省委组织各阶层民众成立冀有及各县动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