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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
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近来，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国民党中央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现在“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江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
9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重申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两党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绝不能做“亲痛仇快”之事。对于反共磨擦事件，毛泽东直率的告诉记者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页。＇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
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约内容，全国各地又掀起以讨代汪精卫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反投降运动，各地、各界纷纷举行讨汪运动周，召开群众性讨汪锄奸大会，发表通电、宣言，既讨伐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战营垒中暗藏的类似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性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罪行，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林伯渠出席并作了演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中，强调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于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目的就是为了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军民和各抗日党派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国共合作、诱逼国民党投降的阴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三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动用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在政治上发动进攻，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要取消共产党。
中央中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出现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的严重危险，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后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分析形势的特点，提出应该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党，提高警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强调指出：“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中共各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政治、军事动向，为应付突然事变，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阎锡山当了急先锋。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实行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对日实行妥协，早在1938年9月，阎锡山就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下旬，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改编山西新军，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的军权。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全省重新划为4个游击共，设立4个行署，指派他的亲信兼任行署主任，以控制新军的活动。蒋介石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于是，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指示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进步力量的战斗力，才能团结一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时局和克服投降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新军和驻晋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反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29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准备分3路向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动进攻。按照密谋，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发动“务季攻势”，命令决死第2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铁路霍县至灵石段进行破击，命令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2纵队之后。12月3日，陈部突然以重兵围攻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遇害者达200多人。事发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立即致电阎锡山，要求他下令制止陈部的进攻。但阎锡山置之不理。
面对优势阎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天，击溃陈部2个旅，突破层层包围，于16日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27日，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地区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
阎锡山为了阻止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会合，遂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33军6个团，拦阴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北上，并令骑兵第军8个团与北上的第61、军19军相配合对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实行围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地区于12月31日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1940年1月2日，发起反击，将进攻的阎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并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至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尔后，又击溃阎军第33军和骑兵第1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8旅，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进攻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在阎锡山策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