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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暴、野蛮、毒辣至极。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15万斤，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祥众转移。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358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1旅和决死第4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长期驻守，以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这一险恶的企图，12月27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备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358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1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4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据此，独1旅第2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两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问公路，毁公路30余里；第2、第35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在内线坚持的各团还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在精干部队掩护下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第715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决死第2纵队第4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
独2旅第714团、暂1师第36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3次袭入义井镇；第714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第358旅第716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三天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7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下，日军修路建点计划遭到破产。从1941年1月2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三节 百团大战的影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营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以上共463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与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日伪军兵力损失，若加上晋察冀军区阜王战役毙伤的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余人，则达到50880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和向陆军省的报告中写道：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296、309页。＇
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官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注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
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2页。＇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备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并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