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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文书》下，第583页。＇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
几天后，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持召开了有傀儡头目参加的所谓“大东亚会议”，会议还通过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如下：
“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挥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力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60页。＇
宣言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实现“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备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确立了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加上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占领区。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
三、强化对占领区的军事行动
（一）提高治安肃正作战的战略地位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首先是巩固对既占地区的控制。日军针对华北、华中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力量，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从1941年起日军华北治安战的最重要变化。
1940年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同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日本对华战略基本方向：
“一、必须将中国事变尽快实现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还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有必要集中力量使甲于有助于直接解决事变的谋略或作战谋略。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53页。＇
上述决定明确强调了“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加强“谋略或作战谋略”，特别是要求“彻底肃正华北治安”，成为日军最重要的指导方针。据此又于1941年1月提出《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大要案，提出了对华战争8条原则，决定在对华进行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为主要吕的，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在必要时进行短时间的短促突击作战。但以退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28页。＇
治安肃正作战战略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对侵华日军已形成致命威胁。
关于治安战的作战行动，由华北方面军实施。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初制定了当年肃正计划及其注意事项12条，其第1条对作战对象作出规定：“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第2条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统一发挥军、政、民备方面力量，摧毁破坏敌之组织力量并以争取群众为重点。”
对于兵力部署及其运用，日军改变了以前采用的分散部署原则，改行集中部署。认为“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可以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实际上，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较快，作战主动，经常以兵力小的日军据点为进攻对象，分散部署的日军难于对付这种攻击。该肃正计划还就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的任务及其训练、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关于模范占领区工作的目标，新民会等文化团体作用，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军资源补给的就地“自给”等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467～471页。＇
（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为了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抵抗力量，实行以军事“扫荡”、“清剿”力主的总力战，日军对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和占领区分别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华北地区的“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春季开始，到1942年底连续推行5次大规模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由日军制定出详尽计划并直接加以推行。其方针是：“使华北全体官民在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目的是：“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摧毁敌战区和亲敌地区民众的斗志，促进敌性第三国的反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95页。＇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治安肃正作战的最高目标，是在华北地区建立巩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据1941年夏制定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之治安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
日军决定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
第一、在治安地区，在使华北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且由伪警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可以早日撤出，转向准治安区推进。
第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战力量，扼制其活动。要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要使准治安区向治安区过渡。
第三、未治安区是中共的根据地。要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抗战力量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或不能重建。日军可根据情况进驻、作分散部署，使未治安区向准治安区过渡。
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其基本办法是，由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力量结合，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日占区分割为若干片区，首先以日军为主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各片区内抗战力量实施军事打击，通过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立巩固的统治，其后逐渐协调日军转用其他方向，而将占领区内维持统治的事项交付伪政权担负，成为日本所描绘的“模范的新中国和平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愿望更加迫切，除军事上加强治安肃正作战之外，对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政略目标也更为集中。
在经济领域，日本侵略者认为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
（一）确立“治安民生”条件，
（二）增加重要国防资源生产和输送，
（三）强化驻军在各地的自给率，
（四）安定金融经济，
（五）解决粮食问题。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对抗战力量实施严格经济封锁并加强在占领区的殖民生产和掠夺。华北方面军确定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尽快确立军、政、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强调必须建立“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78页。＇对粮食的控制又是最基本一环。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作战掠取，加强重点配给制，严格实行对消费的控制等。这就决定了日本必将对各占领地区实行更加残暴的掠夺政策。
在政治领域，日军对华北地区政务指导要纲所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动摇，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从于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之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页。＇
在行政手段上重视“间接统治”，充分发挥各种伪组织的自治自卫能力。还试图增加汪伪政权名义上的独立性，将华北地区所属苏北、皖北及豫北部分地区从华北政务委员会手中移交汪政权，以满足汪所要求的统一全部占领区的欲望。期望以这些手段，既增加傀儡政权的吸引力，又可以弥补自身兵力不足之矛盾，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军竭力通过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和美化法西斯侵略的说教，妄图达到其提出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