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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2。8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10。5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34。6万余亩，打井1。3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31。5公里，植棉15。4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1。5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2。51万亩，增产粮食1。5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1。3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