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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鲂模嵘砭裙�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雠，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
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申报》1931年10月22日。＇
9月29日，留日学生代表200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
10月1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200张，2000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井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100余万元。＇《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
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