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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表明：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达成的四项口头密约，更证明南京政府对主权的出卖。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于色，也就不足为怪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6月1日和10日，两次发表谴责宣言。宣布绝不承认《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以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和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执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6月1日，福州市各界举行游行大示威，反对南京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印尼雅加达华侨也致电汪精卫说：“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不仅如此，即使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和高级将领亦对协定持反对态度。
5月25、28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分别通电反对妥协。指出：“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圈牢待牢，等一死耳”。＇蒋光鼐、蔡廷锴反对与日妥协通电，1933年5月25日。＇ “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钩、郭泰祺、施肇基致电外交部，指出即使签订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
6月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在致国联等的电报中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反对，……实际上已无异于投降条约”，“果予实行，必为今后流血之总因”。＇西南政务委员会力反对停战协定致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电，1933年6月2日。＇
社会舆论也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大公报》于6月1日发表《中日停战协定痛言》社评。在揭露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性质之后，对国民党政府沉痛进言：“吾人以为政府与国民，时至今日，尽可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而当痛快承认失败，并求如何利用此次惨酷之教训，以谋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同日，《国闻周报》在《停战与华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这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战后许多外国学者对《塘沽协定》亦持批判态度。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评论说：“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76页。＇
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认为：“根据协定的规定，热河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甫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但不担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美〕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第699页。＇
美国女学者多罗西·博格在30年后重提这段史实，引用毕逊的话说，此协定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美〕多罗西·博格：1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版，第37页。＇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