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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
（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
（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23页。＇
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