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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把该地区变成任它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的目的。
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其主要手法是：在形式上给伪满披上“独立国家”的外衣；在内部则实行严格的操纵和控制，使伪满政权成为它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日本的这种统治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具体实施。
（一）对伪满政权的政策
从关东军到日本政府对如何操纵和控制伪满政权早有主张。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伪满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就与溥仪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伪满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保荐”与“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3月12日，日本内阁作出两项决定：
一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为了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和“治安维持机关”，“尤其要让日本人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骨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4页。＇
二为《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规定：“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5页。＇
4月11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要求伪满必须聘请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
为了实现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套统治的政策和办法。
桥本在《纲要》中把“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作为日本的基本指导方针。据此，侨本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
桥本还提出：“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满洲国政府”；同时，“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颀，第640～641页。＇
关东军的这个方案后来被日本政府所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下达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这个《纲要》与桥本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即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这个《纲要》由14个项目组成，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纲要》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长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589～590页。＇
这些规定从体制上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官吏在伪满政权中的主宰地位。1934年12月10日，南次郎彼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述了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实际执行时要以关东军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统制”。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把关东军太上皇和伪满傀儡的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该文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天皇、军司令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文章写道：“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已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
文章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文章威胁说：如果博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文章还就日本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和执行解释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08～911页。＇
文章的这些论调，毫不掩饰他说明溥仪只有甘当奴才，对关东军司令官百依百顺，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二）加强对伪满政权的实际控制
一是调整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存在着“四头政治”分立的局面，即：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分别隶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谋在满机关的统一。
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在满机构改为“两位一体制”，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驻满大使馆下设关东局，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电电公司、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以行政监督权。在关东州设州知事。在日本内阁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局长。通过改组，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实现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对伪满的实际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办事机构——第四科。
二是向伪满政权派遣官吏或顾问充作骨干，日本对伪满政权各级机构的具体操纵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官吏和顾问实施。在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限额为600人，其中日本官吏占20％。但一些重要部门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此限。例如：伪总务厅、国都建设局，日满官吏比例为7∶3；伪财政部、实业部，日满官吏比例为6∶4。到1935年5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3000人，如果算上准官吏，则达到6000人。在伪中央一级机构中，日满官吏的比例已超过1∶1，象伪国道局日本人官吏竟达90％。在地方机构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伪满皇帝溥仪身旁派驻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务是指导并支配溥仪按照日本的腔调演傀儡戏。关东军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吉冈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为中将）。此人“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天津与溥仪相识，后回日本任职又与在日本留学的溥仪的弟弟溥杰交往。吉冈对溥仪的支配作用，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迫述的：“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页。＇
在伪皇宫内除吉冈外，还有约1/10的职员是日本人。日本职员都身居宫内要职，操纵宫内大权，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由通晓汉文的日本职员包办。溥仪的任务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总务厅、次长制和火曜会控制伪满政府。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系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伪总理直接掌管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但关东军却在伪满中央机构中“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20页。＇
1937年，日本人又在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企图以总务厅为中心，谋求伪国务院的集中统一。这样，属伪国务院管辖的总务厅，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属伪国务总理领导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却事事凌驾于伪总理之上。
于是，总务厅便成了关东军第四科的对口机构，两者构成了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则成了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关东军还在伪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充当各部次长。次长本是各部大臣的助手，却称霸于相关部门，各部大臣都得听命于本部的日本人次长。
按照惯例，伪国务总理每周主恃一次审议重要国务的国务院会议，但这只是形式。真正的“内阁会议“是每周星期二由日本人总务厅长主持的、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这个会议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可以决定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只是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走走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就付诸实施。
关东军对省和省以下伪满地方机构的控制，其手法与中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