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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哭庵更是倾心以予。他起先最喜欢刘喜奎，可刘对这位老狂生毫不措意，不肯稍稍假以辞色，哭庵便转而力捧鲜灵芝。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在广德楼，刘在庆乐楼，争巧竞妍，比拚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落荒而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屡作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地描画了自己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抛撒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机，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味”的心思便全部暴露无遗了。管它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眼中除了有鲜灵芝，他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哭庵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有句话叫做“人到六十万事休”，已到这把年纪的人肯定闻之刺耳，大为怄气。此话可作幽默一点的解释：“人到了六十岁，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算是退了休。”可那些不服老的前辈肯定力持反见。是啊，凡事总有例外的，至少哭庵就老当益壮，晚岁仍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十分趁手的老来俏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讽刺：“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曼妙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人口，传诵一时。诗中称名伶金玉兰“好娃娃”，赞之为“美味玉兰片”。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南皮（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有一般女伶不易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岂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詈不止，迅疾转身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方知此讯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死时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专管制钞）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他“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五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为之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而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心之癫痴，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你也许会说，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到达台湾，拟参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倭寇。但谁也不理睬他，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在封建社会，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趣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若超越历史的固有时空，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现代的头脑评议：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政、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而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就恁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笔墨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天纵诗才后，即笔锋一转，骂他“色中饿鬼”啦、“花间老蝶”啦、“丑态百出”啦、“文人无行”啦、“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啦，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了，并不计较，也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了无障碍，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伪君子的詈辞。
三尺积尘依然掩不住血光泪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何等凄其！
哭庵殁于一九二○年，终年六十二岁。有好事者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卷走了，惟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