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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读过聂鲁达的诗；那时候国内译介的聂鲁达；主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流传最广的是长诗《伐木者醒来吧》。我记得我曾背诵其中这样的诗句：“我不过是一个诗人；爱你们大家/流浪在我所爱的世界上。/在我的祖国；矿工被监禁；/军人指挥着法官。/但我爱我的寒冷的小小的/祖国；直至深深的根子。/如果我得去死千百次；/我愿在那里死去。/如果我得诞生千百次；/我愿在那里诞生。”它们呼应了我那中学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在班级的诗歌朗诵会上；我以这样的句子赢得喝彩：“给和平予早晨的城市；/这时候面包醒来了。/给和平予密西西比河；根子的河。/给和平予我兄弟的衬衫。给和平予书籍；仿佛一个空气的印记……给和平予西班牙游击战的/破碎的心。”
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行将加入解放全人类大军的战士了。
所以我一直把聂鲁达看作一位政治诗人。八十年代内地开放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聂鲁达诗集；仍然是他那本全部是政治抒情诗的《诗歌总集》。大概那种激昂慷慨的调子；应合了全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鼓点。不过；我早已过了能被几句壮怀激烈的口号甚至诗句打动的年纪；尤其是看到那些满纸俱是“英雄”、“热血”、“纯洁”、“斗争”这类词汇的诗文；更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不要又是那种企图以他人之血作献祭的把戏吧？”有了这样的警惕；当我看到聂鲁达如下的诗句：
“今天；让叛变者受到唾弃！/让卑鄙者时刻受到/沾满鲜血的惩罚；/让胆小鬼回到黑暗中；/桂冠属于勇敢的英雄；”
“你的胜利在哪里形成？/你的花瓣在哪里放射光彩？/从血液开始；通过人们可怜的肉体/升华为英雄？/……/为了帮助你们取得胜利；/一切的一切；包括快乐；都该像钢铁一样！”
我心中便油然而生反感。我有点明白为何当年他的国人在阿连德和他之间宁愿选择前者；阿连德虽然也过激；但不会喝了几口酒；看到一些高呼革命口号正步走过广场的队伍；就喊出这样的诗句：“苏维埃联盟；我虚心地向你致敬！/让你那人民的铁军高歌猛进！”
我不再喜欢他了；再次搬家时；我把他的书归到垃圾那一堆。
又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聂鲁达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他还有另一半；或者毋宁说有两个聂鲁达；另外那个聂鲁达；是爱情温柔的歌者。
这时我在香港；在这里；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认识了作为爱情歌者的聂鲁达。是通过电影；就是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一次事先张扬的爱情》。在那如诗的音乐和画面中；当我听到作为画外音的情诗柔柔地；有如天籁般地飘乎而来；那种震动；真不止是“惊艳”二字所能形容。美得真是像蓝天像白云像那最美丽的美；这也是聂鲁达吗？当片尾字幕打出“本片诗句均引自聂鲁达诗集”时；我真有点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我马上奔到学校图书馆找来了书架上放着的所有聂鲁达诗集。把它们摆到一起一看；我发现了钱钟书前述观点的又一证据：这些台湾译介的聂鲁达诗集；几乎全部都是他的爱情诗；有的选本；甚至连序中都不提《伐木者醒来吧》这类诗。如果光是看这些诗集；我们心目中的聂鲁达会是与内地的聂鲁达完全不同的一副形象：好个大情人！不要说凡胎肉身的女子玛蒂尔德了；那样动人的情歌；连女神都会打动。
“万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浮在万物之上；也充满了我的灵魂；/梦的蝴蝶啊；你就像我的灵魂。”
“我是你的梦；只是这样；不过如此。”
“我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从冬天或者河流/我不知道它怎么来；什么时候来。”
还有这一句：“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像这样的诗；他一写就是一百首。有人说；即使聂鲁达只出版过《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写过任何作品；他仍然能在世界诗歌的殿堂占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今天；当我读过了他差不多所有的诗之后；我认为这说法不算太夸张。不过；当我认识了第二个聂鲁达之后；第一个聂鲁达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了。写出了那么美丽情诗的诗人；当他写出“没有任何东西能装满/纯洁的杯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包容/无往不胜的春天旗帜上的阳光”，至少没有野心家妖言惑众之嫌了。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读他；在这有微风的夏夜；就着一杯清茶；再读《伐木者醒来吧》；我有点为海峡对岸那些没有读过这些诗的读者遗憾了；也为我自己早先对他的苛求不安；你不能指望一个人一辈子都说聪明话；更何况他是一位缪斯之子；你听；还是他自己说得好：
我不是来解决什么；
我到这里来是唱歌；
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唱。
《康有为的神话》质疑
？ 万 方
《书屋》二○○一年第六期刊载有傅国涌先生的《康有为的神话———读〈温故戊戌年〉》（以下简称《康文》）一文，读后感觉有些问题值得进行商榷讨论。
《康文》是读了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后的随感。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感受是十分深刻、惊诧、惋惜而又沉痛的。他认为，正是“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才重新认识康有为”，通过这本“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的书，“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文章从“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的诸多“神话”中选择了六个“就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神话的案例，来“揭穿”康有为的真实面目，并借以指出：“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而“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是为了“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一）过去的神话”。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引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强烈义愤。时在京师参加礼部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自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五日，先后有广东、湖南、奉天、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江南、河南、浙江、顺天、陕西等十六省（各省的顺序按上书时间的先后排名）的举人共计上书三十起（其中4月22日至5月1日共15起，即4月22日4起，4月30日6起，5月1日5起；5月2日至5月5日共15起，即5月2日8起，5月3日3起，5月5日4起。以上据清《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这些举人分省进行的“公车上书”，并非《康文》所说的只有“十五起”，也决非都是在“历史记下”的那一天或“这一天”的同一天之内的上书，当然也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因为官员向皇上的进言行为并非称之为“上书”，而是上呈“奏折”或“条陈”，他们决不会混在尚无仕宦功名的举人一起“上书”（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自4月16日至5月7日的22天中，各级官员单独或者联名反对缔结《马关条约》的奏折共有69件）。这些举人们的上书都被都察院接受并转呈上去（4月30日以前的上书均于4月30日由都察院代递；5月1日以后的上书均于收到的当日代递）。在这些举人的上书和官员的上奏折活动中，最早的几起都与康有为密切相关。例如：最早的“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领衔邀集广东八十一名举人联名于四月二十二日进行的；而分别于四月十六日及四月十七日最先上折的御史王鹏运及给事中洪良品均为康有为的“至交”。故史家认为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在这些上书及上折的活动起了积极的鼓动和联络作用，并非空穴来风。
由于考虑到分散的上书行为形成不了聚合起来的声势与力度，康有为等人便于五月一日（旧历四月七日）发起了十八省举人的联合上书。康有为将《上皇帝书》起草后，本拟于次日（5月2日，旧历四月初八日；一说为5月4日，即旧历四月初十日）与一千三百余（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一千二百余人”；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及梁启超《三十自述》等又均称“三千人”。史家认为后者可能是将前后受其影响的各省分别上书的人数计算在内）与会签的举人一道去都察院投递，因后党孙毓汶等人暗中对各省举人威胁恐吓，一时谣言四起，一些举人意志动摇，要求除去签名，取回“知单”，以至于最后在上书中会签的人数连同领衔的康有为在内只留下六百零三人（这份名单附录在《公车上书记》一书中于一个多月后即在上海印刷出版，流传海内外）。
这次各省举人的联合上书最终未能被都察院接受并上呈清帝，因时隔已久，且当时政局动荡不堪，时局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信息层出不穷，真实原因已经无法完全搞清楚。一说为上书被都察院拒收；一说为清政府已经提前于五月二日（旧历四月初八日）在《马关条约》上盖用御宝并立即派人往烟台换约，造成了既成事实（本拟于5月8日即旧历四月十四日换约），因而不少举人闻“和约”已成，“群议涣散”，致使上书半途而废。然而不论怎样，其原因绝对不是《康文》所说的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