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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的作品大都带自传色彩。正如英国文豪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所云：“我们的兴趣由他的作品延伸到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以及都柏林地理、人文的种种细节，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都柏林。”
读者倘若了解乔伊斯的生平与家庭环境，以及爱尔兰的历史背景，将有助于读懂他的作品。伽斯特·安德森所著的这本《乔伊斯》，内容丰富扎实，写得深入浅出，是适合于初接触乔伊斯的一部导读性辅助读物。书中附有大量精彩的照片和图片，给读者以感性认识，引领读者神游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乔伊斯世界。熟读此书，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乔伊斯的作品。
《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乔伊斯的作品差不多成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时代精神的一个杰出代表。百家出版社在新世纪的头一年推出这本导读性读物，是适时而必要的。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借鉴，尤其是对乔学研究，会有进一步的推动。
《零年零墨》跋
？ 何满子
“著书之有序有跋，犹人之有冠履。”这话好像是明人杨慎说的，记不真了。把开头的序和结尾的跋拟人化为冠履，确很生动，但如果只是为了要弄得像一本书的样子，没话找话，为了冠履俱全而强凑一篇跋文，就很无谓了。记得少年时听我的业师讲文体，讲到“跋”，引了一本我现已忘了的古书说：“足后为跋。”他引述了段玉裁和朱骏声的字书释“跋”的什么“题者标于前，跋者系于后”这类话以后，评道：这些先生其实没有讲透彻，只是着眼于排列次序。他说：“足后”者，著书人意犹未尽，补足之于书后之意。我无能判断这说法在训诂的意义上是否系确解，但我深信这说法有理。
编完这本小书后，我也想说一点未尽之言。几位熟人和关爱我的读者都说我这一年写得不多。是的，写得很少。作为除了发表点言谈之外对社会别无贡献的人，我，写得少确实应引以为歉。除了歉疚以外，我也有我的苦经可叹。岁月不饶人，记忆力、思维力和精力日衰，固然可以作偷懒的借口，但现实世界也确有令人欲言又止，高攀一点是仿佛鲁迅早我而体验过的“荷戟独県徨”的况味。率直而言之，就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要发点社会批判的议论，自然努力要求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自然还首先得切中时弊，才值得一说。比如，时弊之甚，莫过于官员的贪污腐化；可是这类丑事人人都已司空见惯，造成弊端的机制、操作内情、关系网的盘根错节、滋生不绝和查究乏力等种种因由，也几乎路人皆知，无劳你再去作常识伦理水平的重复阐释。即使新发生的个案无日无之，哪怕有些案情的花样还堪惊叹，除了愤慨和谴责以外，你也会觉得这种揭示病态唤起疗治的呐喊已经重复得太多而令人厌闻了。其他许多多发性的时弊也大抵并非新鲜征候，归根究底要追到几个老病灶；处方都离不开德先生、赛先生、国民素质、人文主义启蒙……可弹的和该弹的都是百年老调。在某种刺激下有时不能已于言，稍一凝思，察觉弹的仍是老调，真难抑世纪性的悲哀了。
虽然这一年写得很少，但迫于良知，仍不得不发些悖时之论。痛鉴于许多人对文化的堕落视而不见，一些人还为文化的堕落鸣锣开道，我的言论自知不免激越，不过那牵引文化堕落的势力也实在凶猛而且恶劣。聊举其尤者，如说前一波的“戏说”历史还只是些儿童游戏，则肉麻地歌颂阴鸷凶残的雍正爷和他的儿子乾隆爷德政的影视和小说，就做了自称奴才的清朝遗老也不敢做的事业；居然竟有专制顺民做得还嫌不够的人鼓噪喝彩。又如，为旧文化续命、仅可消遣也如吞摇头丸的武侠小说，被畅销书拜物教的学者奉为经典，写手被供奉上坛坫，如此贻笑后世的事，干的人都自觉理直气壮，怎能不叫正常人口呆目瞪；想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了快一个世纪，人不能不认为是逢着鬼迷么？
这种文化堕落也许是与二十世纪后叶起世界性的文化逆流的“接轨”，因此又变成了“新潮”。关于世界性的文化逆流，不是在这篇短短的跋文中三言两语可了，暂时我把它定性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侵略和相应的文化殖民地化。这一年间我已约略地就此问题谈过一点点，在此我向读者约许：新的一年里将更多地谈谈这问题。不过“逆流”既成了“流”，自然便是“新潮”，逆“新潮”的言谈当然也是悖时之论。对此，自己也不免有螳臂之悲。
但，且不说道德勇气吧，即凭些微的良知，人不该当当爝火么？……
答王伟明问
？ 绿 原
二○○○年十二月，香港《诗风》编审、《诗双月刊》主编王伟明先生旅京，示予十二题，以代访谈。陈年旧事，本不足道，盛意难却，爰撮要书之以答。
一
问：自打一九三九年向《七月》杂志投寄一首习作遭胡风先生退回算起，您从事诗歌创作已有六十年。请问您第一首诗作是否在《七月》发表？您为什么会选择诗歌作为您终生奋斗的目标？
答：四十年代初我开始正式写作，那时《七月》已经停刊，胡风去了香港；到太平洋事变，他辗转来到桂林，并筹办《七月诗丛》。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胡风给我的大学同学、“七月”诗人邹荻帆写信，约他和另一位“七月”诗人冀禤编诗集参加《七月诗丛》；在那封信中同时托邹约我也编一本，这才开始了我和胡风先生的文字因缘。一九三九年我曾经向《七月》投过稿，却从没有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在胡风主编的《希望》（1945年初－1946年末，共8期）上，我发表了不少诗稿，几乎每期都有。不过，说我“从事诗歌创作六十年”，不如说我“六十年前开始写诗”更为确切些。众所周知，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二十五年间，我和不少诗人一样，不但再不能写诗，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诗，尽管我的诗可比作一只受伤的精灵，只是一时休克在我心中，并没有完全断气。看来，所谓“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应当打一个对折才是。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诗歌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却不很好回答：一方面，我的“终生奋斗的目标”（如果有的话）未必就是诗；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六十年也罢；三十年也罢，诗虽然没有离开过我一步，也不过是我在不同人生旅途中偶然邂逅的跟我一样孤苦伶仃的伴侣而已。也许可以借用我的几句诗的意思来说一下：一是我自幼就是个孤儿，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孤儿，在人生的种种困惑中找不到任何同路人，除了“诗呀诗，你这个可爱的梅菲斯特”，尽管它也可能把我引向“苦难”或“堕落”。二是我本人在人生道路上，既没有先天的禀赋，也没有后天的技能，只有靠那位“可爱的”伴侣给我打气来迎接各种考验，承受各种挫折，这就正如我的诗所说：“须知不是我得天独厚，而是大自然的公平：让一切不幸的缺陷都赋有相应的特异功能。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世上出诗人的原因。”
二
问：除《七月》外，您还在其他刊物，如《诗垦地》、《文群》、《诗创作》等发表诗作。您对这几份刊物有何评价？又当时诗人，如S。M。、孙钿、天蓝、杜谷、姚奔、冯白鲁、陈辉等，名字比较陌生，可否谈谈其人其诗以及他们对当时诗坛发展的影响？
答：那几个刊物是我在认识胡风先生以前经常投稿的地方。《诗垦地》是四十年代初重庆复旦大学学生邹荻帆、姚奔、张小怿和校外的曾卓、冀禤、冯白鲁、绿原（后三人后来也进了复旦）等诗歌爱好者自己集资（募捐）筹办的。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后，重庆大型进步刊物纷纷停刊，《诗垦地》的出版颇引人注目，特别是它从路翎那里接受并发表了胡风留下的一批《七月》拟用诗稿（包括一些解放区诗人如田间、陈辉等人来稿），给当时的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文群》是复旦大学教授、小说家章靳以先生在重庆《国民公报》上主编的一个纯文艺副刊，许多知名诗人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散文和小说；后来这个副刊版面由章先生转交给邹荻帆，改名为《诗垦地副刊》，又出了十几期。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诗垦地》和《文群》都先后停刊。这两个刊物由于编辑思想和写作态度严肃而单纯，在综合性的现代文学史上，是应当留下它们的痕迹的。《诗创作》是四十年代初期在桂林由胡危舟先生编印的一个纯诗刊。当时桂林的政治空气要比重庆宽松些，文化企业较发达，《诗创作》只是其中之一；它的篇幅和发行量都较大，作者来源较广泛，上面发表的作品在风格上往往彼此相去甚远。
你认为“名字比较陌生”的几位诗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介如下：
S。M。、孙钿、天蓝、杜谷这四位都是《七月》的经常撰稿人和《七月诗丛》第一辑的作者。
S。M。即阿垅（本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在诗、散文、报告文学、诗学评论等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他写得多，出版得很少，建国前问世的有诗集《无弦琴》、诗论《诗与现实》三卷。一九六五年因“胡风集团”案被关押十年后，正式被判十二年徒刑，到一九六七年瘐死狱中；去世前曾经向监狱负责人写信，为胡风一案同人和自己辩护，断然表明“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坚定立场，该信将由《新文学史料》二○○一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表，值得一切有正义感的读者一读。他的新诗具有“凌厉的风格”，八十年代由友人代编诗文集一部，在一家出版社压了多年，尚未出版；他还写旧体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