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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
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
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
（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
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在看到了山而
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而喻，
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
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
如同在象征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①。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
只能与这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
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
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
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
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
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②（参看第12 节）。可是一个词
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
①
英译本注：“价值”一词是索绪尔的术语，出自《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Linguistique Générale）。这对于第18 节里皮亚杰的论证是一个支持。
① 这时候平衡是建立在增加着的可逆性上的；然而在语言学上则更多地是指对立关系，但并不排除那些尚未认识清楚的集体自动调整机制。
②
译者注：参见第六章第19 节关于“符号”和“象征”的页下注；或汉译《儿童心理学》（商务）第45
页（该书把“符号”译为“信号”），皮亚杰把象征和符号看做同一意义形成过程的两极，象征是个人自
己所创造，而符号则是社会性的。（见本书第80 页。）
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
法上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
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
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
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
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
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到布郎达尔（V。Br？ndal）和
托叶比（T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 的“语义场”）的语符学①，结构变成
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
应该找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
这个过渡不是形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
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
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 节）的语言
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
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
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
15。转换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关系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主要
①
译者注：语符学（la glossématique ），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意见，指严格按照语言结构里的功能来确定语言单位的研究。
问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语的创造性方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说话人在他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是在倾听周围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就这样，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规则体系即生成＇梧法＇法典（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维本体里去，这个生成法典又反过来确定实际表达或听到的一个有无限数句子的整体的语义学解释。换句话说，就好象说话人支配着一部他本族语的‘生成语法’”①。
在对“生成语法”转换规律进行研究中，使乔姆斯基得到启发的第二个主要动力，要更加难于理解，因为初看起来，那似乎是导向彻底的固定论而正好不是走向发生论和转换的概念的：这就是这种语法植根在理性之中，并且是植根在某种“天赋”的理性之中的思想。乔姆斯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尔派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语与“精神”的关系时，甚至引阿尔诺（Arnauld）和朗斯洛（Lancelot）（《波尔·罗瓦雅尔的理性普通语法》＇La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de Port…Royal＇）以及笛卡尔本人为远祖。事实上，允许建立种种派生句的转换规则，是从稳定的核心句里抽绎出这些派生句来的，乔姆斯基正是参考了这些核心句才把它们和逻辑联系起来的（例如，主语和谓语＇按：在逻辑上译为主词和宾词＇ 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新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曾说过：“这种立场又把我们重新引向？？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中构成一种彻底的创新”）①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生活归结到话语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学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这种逆向关系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同样是相当清楚的。巴赫 （E。 Bach）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文风谦恭，精神公正，对逻辑实证主义和从它产生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②，对乔姆斯基71 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观点，美国语言学从1925 年至1957 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论为特征的：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事后才把或多或少地颇有联系的不同水平各个领域（语音学、句法学等）组成一个金字塔，对种种假设采取怀疑态度，总之对观念不信任，从“原型句”中去寻找“基础”，等等。巴赫把乔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门庭之下来反对培根；乔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
①
乔姆斯基（N。 Chomsky）著：《试论语言学理论中的几个常见问题》，法语版Diogène，1965，n0 51，
p。14。［译者按：Diongène 期刊以英、法文同时出版，但两种版本有时有相当距离。英译本译者引用了英语原文，原题为“persistent Topics in Linguistic Theory”，DiogenesNo。 15，（Falll965），p。13。兹照译于下：“许多现有研究的一个中心题目，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亦即它们解脱束缚和不受刺激控制的自由。对于说话一听话人而言，说他们语言的正常使用是‘具有创造性的’，其意义就是指他们已经把能决定一套无限数的句子的语义学解释的一套规则系统内化了；换句话说，他必须能控制现在人们常说的他本族语的一套生成语法。”引文任这里是为了说明创造性，两者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 见前注引文的P。21。
②
巴赫（EmmonBach）著《结构语言学和科学哲学》（法文版“Linguistiquestructurelleetphilosophiedessciences”、
Diogène，1965（n0 51），第117—136 页；英文版“StructuralLinguisticsandthePhilosophyofScience”，Diogenes，
No。15 （Falll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