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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八七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一次又一次的中共中央会议，在激烈的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不见毛泽东的身影。
历数毛泽东在中共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觉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他时浮时沉，未曾担任显要之职（除中共“三大”外）：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担任记录。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他也正在上海，照理他必定出席。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三十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竟失之交臂。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一下子跃居要职。他不仅成为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成为五名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中的一个。他又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选上——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五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引者注）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八七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
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
和（即蔡和森——引者注）：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过去错误；2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沉为陆沉，达为彭公达——引者注）。因要吸收新的分子。
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迈（即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
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
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
达：不能担任此工作。
顺（即顾顺章——引者注）：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
秋（即瞿秋白——引者注）：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
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一九三○年九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四位，可谓“忝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五位。
然而，当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它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是后话。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