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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就这样，彭德怀和朱德都收到了那奇特的“毛泽东亲笔信”。所幸，彭德怀、朱德都察觉了这一诡计，没有上当。那时，红军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如果彭、朱中计，红军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所击破！关于“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答辩”的一封信中指出：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周”指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②《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信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分析：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言吧。那末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提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呢？并不是拥护革命，因为革命就没有私人拥护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是忠实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了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呵！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富田事变”惹起一番大风波。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所谓“‘富田事变’头目”，本不是“AB团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搞“扩大化”而“扩”进“AB团”之列。可是，他们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发动“富田事变”。特别是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为那些指责他们是“AB团分子”的人提供了“证据”。解决“富田事变”这棘手的任务，落在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头上。项英当时的头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条，即段良弼、谢汉昌发动“富田事变”之后，带走了红二十军，虽然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但并没有去投降国民党。这样，由项英主持，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是，决议并没有称“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决议还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冷处理”。他“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样，他没有用武力去解决红二十军。经过宣传、教育，红二十军回归到红军中来。“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富田事变”，经项英妥善处理，也就安然过去。红二十军开赴前线，参加了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此波刚平，彼波又起。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从上海派出了“三人团”，来到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圩。这“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那时因为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共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任弼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二十七岁的湖南人，早在一九二○年秋，便出现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那儿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任弼时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学习俄语，教师是杨明斋以及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这年冬天，任弼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他返回中国。一九二六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因此派他来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王稼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
顾作霖不过二十三岁，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亦即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三人团”到来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以及毛泽东。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派到江西苏区来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否定。没多久，“三人团”便批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于是，项英被认定“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的职务。
由谁取代项英呢？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接着，六月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振。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横扫千军如卷席”1
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何应钦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心中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