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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时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沓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沓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他们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会议是在极度匆忙、 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八月三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八月七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从早到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次会议，由于是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是在八月七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六常委中的一半人——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留在武汉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及病中的蔡和森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席是一位大高个子，三十一岁，湖南口音。他便是常委李维汉（如今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李铁映之父）。当年，他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留学法国，在那里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前身）。一九二二年底他回国，由毛泽东和蔡和森作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毛泽东、蔡和森很早便认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求学时，毛泽东、蔡和森则在第一部读书。他在一九二三年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为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能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2
会议的出席者共有：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
在会议记录上，发言者用简称，如“迈”即罗迈（李维汉），“东”即毛泽东，“亦”即罗亦农……内中不时出现一个代号“D”。经查证，“D”即罗明纳兹。在原始记录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
在七月四日（十二日）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太五人（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引者注），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太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指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廿八开，后因为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
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辞：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共产党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
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八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七月十二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任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内中有：四十二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三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