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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正因为这样，全苏“一大”由项英主持，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那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关于项英重新取代毛泽东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对此说得颇为坦率：三中全会（指六届三中全会——引者注）结束后，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苏区。项英对立三路线进行调和，认为李立三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那是在“提灯游行”前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六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台，到了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拢就能拉过来的人。何况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早不晚，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那台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那天深夜，值班员刘寅首先听到上海秘密电台的信号，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刘寅马上报告曾三（后来成为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拟了个密码电报发过去，上海秘密电台收到了——这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曾三是从上海派来的，原来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电台工作。那个秘密电台，是周恩来花了大气力建立的。周恩来派出中共党员李强、张沈川改名换姓，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得了收发报技术，于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建立了秘密电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电台发生联系。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秘密电台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只是中央苏区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仍无法与上海联系。直至在东固歼灭公秉藩师，缴获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发报机，这才终于架起了“瑞金—上海”无线电之桥。
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这下子，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当时求之不得的！这时候的王明，正准备去苏联。他在十月十八日动身前，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线强加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那是在于双方是平起平坐的对手，尽管蒋介石人强马壮，人多势众；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不能不居于劣势，因为王明代表上级，代表中央，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他碍于组织纪律，必须服从。十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样，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当选。
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始于赣南会议，而是始于宁都会议。见凌步机《“赣南会议”新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一期——引者注），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此后他专做政府工作了。就在瑞金举行“提灯游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无线电联系，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男子穿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撂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码头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却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了“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事有凑巧。一九三一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是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