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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论文学，话就多了。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是“铁哥们”。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②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大抵张闻天跟博古相知相处很久的缘故，他最知博古的特点。他这样谈及博古的“左”：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②怪不得博古动不动就给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其中的奥秘，原来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戏”！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反“左”。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政府“总理”，他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倒向毛泽东，对于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写成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社论。
一九三五年秋，陈云在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提及此文：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红旗》，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此文是“红军战略的社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称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微露”了“转移”的意图：由于敌人布下了层层封锁线，我们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③《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张闻天一反往日“积极进攻路线”，在社论中写及了“退却”：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③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的“步步为营”战略所粉碎。“池塘”日见干涸。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极端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便是为了给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在此之前，七月七日，还曾派出寻维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此刘英（男）非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那个刘英——引者注］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西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处贺龙、关向应部队的路线。东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赣东北方志敏部队的路线。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这一切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张闻天的文章，唯一“微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九月中旬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朝西进发。他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向着于都前进。贺子珍和小毛，留住在云山古寺。这时的贺子珍，又怀孕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红都去于都？这是一个谜。毛泽东不是去于都休养，而这时的他，身体恰恰不适，疟疾开始复发。他干吗要步行两天去于都呢？虽说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却很少骑，跟随一群步行者而骑着马也够累的。他去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三人团”的决策，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毛泽东跟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因此张闻天已和毛泽东接近，他会把这样重要的动向告诉毛泽东的。
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倒是说出了一些内情：
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云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筑。毛泽东一行，来到县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一座灰色的砖房，人称“何里”。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屋，腾出左厢房让毛泽东住。赣南省是一九三四年七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人口不过四十万。
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九月二十日之前，因为他在九月二十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暲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渡过了危机。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1
鸭子一只一只消失了。那是专为李德饲养的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