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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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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挂幛、穿衣,即获得毕业资格,可以到各地清真寺应聘任职或开学授徒。经堂一般都附设小学,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教育。有的地方还对成年穆斯林进行业余宗教教育。在经堂教育中,形成了一套以汉语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经堂语”,以及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小经”,并形成了经堂教育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即通常所称的“十三本经”。因此,经堂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是一种培养宗教人才、普及宗教知识的宗教教育制度,也是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同时也是一种涉及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成熟的经堂教材体系

经堂教育的制度化和成熟,集中表现在其教材体系的成熟上。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俗称“十三本经”,又称为“赛拜嘎”经,意为“逾过、竞争”,又引申为“步伐、教程”。就是说这十三部经典一部紧跟一部,如同长途跋涉或赛跑,要想达到终点,必需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因此,这是一套循序渐进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包括:

1.《连五本》,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共5卷,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编订者为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亚特。

2.《遭五·米素巴哈》,意为“挑亮明灯”。是对《连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诠释,因此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图勒孜(1143—1213年)。

3.《满俩》,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阿拉伯语法理论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是波斯诗人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年)。本书是对埃及学者伊本·哈吉卜(1175—1249年)所著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

4.《白亚尼》,意为“阐明”“解释”,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作者是中亚呼罗珊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

5.《阿戛依德》,意为“信仰”,通译“认主学”。作者是欧麦尔·奈赛戛(1068—1142年),主要论述伊斯兰教义学,因此是一本伊斯兰哲学教材。

6.《舍来哈·伟嘎业》,教法学教材,作者是麦哈木德(?—1346),注释者是麦哈木德的孙子率德仑·设里尔,后来又有许多教法学家对其进行了边注。这是中国穆斯林一直沿用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名著。

7.《虎托布》,是对四十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

8.《艾尔白欧》,波斯文本,作者是哈萨谟丁,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

9.《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

10.《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意为“光上之光”,波斯文本,作者加米。是经堂教学中唯一一部波斯文认主学教材,被中国穆斯林看作认主学的最高理论。该书目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光辉的射线》。

11.《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文法》。书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或“教程”。是我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础波斯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回族学者、大阿訇常志美(约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12.《古洛斯坦》,意为“花园”“园圃”,是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作者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年)。该书也已出版有汉译本《真境花园》。

13.《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为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立法的最高依据,是伊斯兰信仰学、法学、伦理学以及历史学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迄今,《古兰经》的汉文译本已经有十几个版本。

可见,这些教材涉及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两种语文,大都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名著,学科领域广泛:从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到宗教哲学、教法学和神秘主义,再到文学和最权威的宗教经典。以这一系统化教材为基础的独特的经堂教育制度,是回族社会对祖国文明宝库的又一独特贡献,并藉此为祖国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既包括下面将谈到的阿拉伯语人才,也包括回族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和著译学者王岱舆、刘智等。

从经堂到高等学府的对接

清末民初,随着整个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回族社会也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传统的经堂教育开始向中阿并授的新式教育转变。在所有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可以说回族在发展现代教育方面是最为进步、最为投入的。回族创办的学校可以分为小学、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三类。在全国各地回族聚居区,回族创办的小学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这些小学或附属于清真寺,或为隶属于国民教育体系而又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学校,是解放后遍布全国的回民小学、民族小学的前身。中学的创办,最著名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西北公学、西宁的昆仑中学、临夏的云亭中学等。其中云南私立明德学校是云南回族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学和阿文专修等三个部分的民族学校,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至今在昆明仍有明德中学。在中等师范学校中,最著名的是创办于济南、后迁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这些学校都为回族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超出了原来经堂教育的范围。

在这些新式教育的基础上,回族社会的阿拉伯语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的赴中东留学人员,他们归国后成为我国高等学府中阿拉伯语教学与科研的拓荒者。在这一方面贡献较大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上海的伊斯兰师范等。1931年,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教师范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等四名学生,由教师沙国珍带领,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此后又先后有多批学生赴埃及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我国最早的阿拉伯语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学的开创者马坚和纳忠教授。

1946年,马坚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奠基人。此前的中国历史上,阿拉伯语只是回族社会代代相传的宗教语言。而今,阿拉伯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中国人学习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外语,并第一次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讲堂。1946年冬天,成达师范学校阿语专修班的10多名回族学员转入北京大学,成为东语系的第一批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6位教师全部是回族,除马坚外,还有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陈克礼、马金鹏。除陈克礼外,其他几位都是早年留学埃及的回族留学生。1949年,北大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二批学员,也全部是回族。1950年的第三届学生以后,才开始有其他民族的学生。

纳忠于1940年回国后,先后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教,1958年任北京外交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1962年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是北外阿拉伯语教学的奠基人。此外,留学埃及人员中还有云南人林仲明、林兴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为新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做出了贡献。

后来,国内又有多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其师资力量大多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回族学者在中国大学阿拉伯语教育中的拓荒之功,实在值得大书一笔'③'。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数百年回族经堂教育的积淀是密不可分的。

 二、从汉文译著到外贸市场:阿拉伯语翻译事业的发展
回族作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产生的结果,天生具有沟通两大文化体系的兴趣和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阿拉伯语的回族,历代研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自然也成为中国最早的“阿—汉”、“波(斯)—汉”之间的翻译者。

明清两代的汉文译著

唐宋以至元明各代,回族及其先民一直充任汉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之间的翻译工作。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领域,回族先民把伊斯兰世界的有关知识通过翻译引进了中国,包括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在内的大批科学典籍被从阿拉伯语、波斯语译成汉文,促进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如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朱元璋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即一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籍。

明朝中后期,与经堂教育的兴起相呼应,回族先贤开始有目的地翻译、著述,向读不懂阿拉伯文经典的普通穆斯林大众,也向主流的汉族社会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学说,由此兴起了汉文译著运动。汉文译著运动的兴起,代表着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

第一个系统、准确地运用古汉语译述伊斯兰教思想的回族学者,是明末的王岱舆,下文还将专门讨论他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贡献。他流传下来的重要作品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在他之后,又有明末清初的苏州学者张中,译著有《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清初南京人伍遵契,译著有《归真要道》和《修真蒙引》;云南学者马注,译著有《清真指南》。清朝康熙年间,南京学者刘智把汉文译著运动推到了顶峰。他著述数百卷,行世流传的约有五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至此,主要以南京为中心的、以汉文著述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的活动已经趋于于成熟,为中国社会增添了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

清朝同治年间以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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