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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而进兵拉萨，其道有二：一日南道，由川赴藏之路是也；二曰北道，由青赴藏之路是也。前清征服西藏之时，尝两道并进，所以克奏肤功。今日川边失败，形势日非，将来南道进兵，未易造次深入，所恃以出奇制胜者，唯青海之北道耳。且昆仑以南，玉树土司为青海之门户，拊西藏之肩背，西宁为赴拉萨必经之要道，将来经营发展，即可倚为制藏之策源地。若割为藏境，则拉萨之藩篱益固，西宁之距拉萨愈远，人攻我易，我攻人难，自顾不暇，焉能制藏？此麒所为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三也。尤可骇者，玉树川边唇齿相依，而德格、邓柯等县，乃玉、康往来必由之路，年来德、邓、石等县相继为藏兵占据，玉康形势交通中断，其往来通信，常雇番商微服蜡丸，由玉树之结古（即盖古多）间道至川边之甘孜，五日之程，半月始达，犹被藏兵搜捡以去。麒倾以中央接济川边之饷械不日到甘，而运道阻塞，日夜焦灼，正拟与陈镇（守）使密商军由甘孜，宁军由结古，东西会攻德格、邓柯、石渠等县，以疏通运道，联络声气。今若将德格以西等处划为外藏，则德格等县再无恢复之日，玉、康声气从此永断，中央饷械无路得达，康定将陷于绝地，条约岂可恃哉？此麒所为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四也。拟请钧座据情转电中央，请外交部根据新旧图志，坚持力拒，不承认昆仑（南）当拉岭北，德格以西字样。不独青、藏界线应请照前清会典旧图为准，即川边与西藏亦各有定界，岂可轻易变更？
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培，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
六、心系国家民族，马福祥殚精竭虑＇29＇
马福祥（1876——1932年），甘肃河洲韩集阳洼山人，是“西北三马”中“宁马”的奠基人。马福祥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三个时期，阅尽世间沧桑，历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积极进取，致力于民族国家的振兴，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与和平成为他一生至死不渝的追求。
与“海防”相对应，马福祥积极主张“塞防”，以确保边陲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首先从东南沿海侵略我国，时人皆言“海防”，师夷长技，修兵备战，而不提“塞防”。马福祥纵观时局，从历史的考察中认为，“吾国防之经营，恒为西北与东南二方面之递嬗，未有能同时并顾者。……盖因吾国地形，西北皆为大陆，历代以来，咸有邻国强族为我外患，故戒备不可不严；而东南则濒临大海，不与他国土壤相接，故史书上记载，实不足与西北并称。”“自鸦片战争后，五口开埠……全国目光亦呃呃以东南海防为忧，西北延长极万里之国防几乎无人过问矣。然则西北之国防果无顾虑之必要乎？”他针对时局的变化和依据事实，痛陈边疆危机，认为“顾自外蒙脱我羁绊，宣布独立以来，苏俄之势力已深入蒙古之堂奥……”。“盖自英灭印度而后其目光常注射于我之西南，而欲置西藏于印度之地位。我若不早为之图，则西藏失而西康随之，西康失而川滇继之矣。”基于这种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面对西北边陲的危机现状，他提出“首宜充实内蒙古各部之人口。开发内蒙古各地之地利，建设内蒙古之交通，启发内蒙古各部之教育，简练内蒙古之军队，以巩固我北方之藩国。”这些认识与建议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并将之付诸于他一生的政治生涯的实践中，始终以开发与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为己任。
辛亥革命以后，马福祥就任宁夏镇总兵。有黄河灌溉之利的宁夏，号称“塞上江南”，又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块肥沃美丽的土地也给了他英雄用武之地。马福祥到任后，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关系对边疆建设、巩固国防的重要性，他与宁夏满营将军常连、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爷塔旺札布结为兄弟，共同推进边政建设。
1913年，靠近宁夏地区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萨克喇嘛旺丹尼玛在沙俄和外蒙某些王公的挑拨下拥兵叛乱，妄图分裂内蒙古。袁世凯曾派绥远军多次进剿，均遭失败；又派山西大同镇守使孔庚率晋军进剿，亦收效甚微。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后，吸取以前大军多次进剿收效不大的教训，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1913年6月，马福祥率百名精锐部属，乘船顺势而下，察看河套一带地形及王丹尼玛行踪。行至官渠，“有匪骑十余，见我舟，鸣号角跃马，做攫拿状，反被马福祥擒获。经审问得知他们是旺丹尼玛部游骑，并获悉旺丹尼玛就在附近住息。7月，马福祥在五原境内的黄河上设大船三只，备以盛宴，约请旺德尼玛，旺德尼玛认为在自己的地盘内，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便如约赴会。在宴席上，马福祥将自己没装子弹的手枪给旺德尼玛看，旺德尼玛将自己的手枪摘下给马福祥看，随即马福祥示意伏兵，当场将旺德尼玛拿获，旺部随从有几人反抗被立即击毙，同时擒获巴图得胜、韩浮海、彭苏胡等旺的得力部将，随后将旺丹尼玛解往北京。与旺德尼玛共同叛乱的抱疙瘩佛见大势已去，被迫通电表示归顺，拥护共和。旺丹尼玛曾多次在包头一带为害，当地人民深受其苦，马福祥智擒旺丹尼玛之举，不仅为包头及河套人民消除祸害，而且库伦当局利用旺丹尼玛分裂内蒙的阴谋也被完全挫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1929年春，蒋介石经营边事军官学校，校内设蒙疆训练班，培训边事人才。特邀请马福祥为讲师，为学生上课。马福祥欣然应邀，在军官学校就蒙藏问题讲了两个多月，期间他悉心备课，多方引证材料，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倍受学生欢迎。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国防的巩固他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治理蒙藏地区最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而发展经济必须交通先行。1929年9月30日在蒙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福祥发表了《治理蒙藏回部计划》的演说，他指出：“窃谓今日为蒙藏二族谋福利，不外广设学校、振兴实业，而亲爱蒙藏僧俗各领袖，尤为先务之急。……清季自达赖出走，而前政权几归于英。蒙旗自哲布尊丹独立，而外蒙几归于俄，其最章章者也。亲爱蒙藏自领，以收蒙藏之心，在于学校实业急起直追。”马福祥认为，振兴蒙藏民族实业，首先发展交通最为重要。因蒙藏地区交通阻塞，直接制约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运输便利，蒙藏地区工商业自然随之兴旺起来。
他还指出，政府及国人除应重视蒙藏地区发展外，新疆问题也不可轻视，应与蒙藏问题摆在同样位置。新疆缠回（维吾尔族）与甘肃萨回（撒拉族）人数不少，而教育之落后甚于蒙藏。由此可见，他把发展蒙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改善交通作为解决蒙、藏、回、汉等民族纠纷，推进民族和睦，巩固边疆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见之明。
1930年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在边疆地区的丰富的施政经验，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蒙藏事务及加强国防建设中。他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立即在南京召开蒙藏各部王公会议，提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发展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