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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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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    
    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是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3)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党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新疆方面按陈立夫的安排,把油料运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苏俄赠送给中国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后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    
    后来,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因为这一成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在关于对日政策方面,陈立夫也有很多考虑。他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一、作一详细报告,说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我国之经过及违反九国公约之点(由军政部负责起草)。二、明显表示我方对于东亚问题之根本主张及解决中国问题之意见(由外交部起草)。三、对英、德及各国分别进行经济方面之接洽。四、关于停战之先决条件:(一)有恢复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之保证;(二)有九国公约国及有关系各国之实力监视;(三)须有根本问题解决方案在后。    
    这些建议中,虽然在关于停战条件中有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之保证的条款,这与蒋介石抗日不坚决彻底的态度有关,其他方面应该说还是强硬的。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2)

    抗战开始后,陈立夫还应军事方面的要求,组织军事工程团,该团任务是在浏河与嘉定之间,修筑一条碉堡线,以阻止日军的西进。因当时日军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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