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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1）
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下，以及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二陈是坚决反对的。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不可上了共产党的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后来为形势所迫，他才没再说话。当时国民党根据协商规定的名额，派出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为了加强国民党代表团的阵容，委派陈立夫为政协代表，于是，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会议，他以为凭着他手中的权力，凭着国民党各方的优势，就可以在会上压服共产党，服从他们的意志，达到他们利用政协会议，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目的。
陈果夫没有陈立夫那样乐观，他对召开政协会议忧心忡忡，会议开幕那天，他不顾长期卧病的身体，竟然起了床，经过认真考虑后，便拿起笔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武断地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他还以法国为例，告诫蒋介石，不能听从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蒋介石看信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认为陈果夫信中所说的确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长期患病在家，不了解外面的形势，竟如此迂阔。陈果夫确实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用心，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除了为形势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政协会议，达到剥夺与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因此，还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至于针对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他准备在会议上采取一切手段与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万一会议不按他的意志去办，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和路线，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是绝对不会受其制约的。
中国共产党尽管知道蒋介石并无合作的诚心，也无和平的诚意，但还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利用政协会议这个合法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力争取得最大的胜利。
会议开始后，国共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重庆谈判中所没有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陈立夫与张群等人仍然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一主张即受到中共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把人民的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是交给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会变成国民党的军队。周恩来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的原则立场，提出了军事改革12条建议，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的绝大多数，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等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没有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制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陈立夫十分活跃，他多次发言，顽固地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坚持在中国应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都认为1936年选出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选举的，对此，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起来发言，为其专制行为进行辩解，他说：“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中共代表邓颖超当即起而驳斥陈立夫，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2）
陈立夫仍然进行狡辩，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顽固态度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不满，中共代表陆定一据理反驳，他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陆定一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实，陈立夫再也无话可说。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陈立夫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美其名曰是学习苏联的办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说他们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对此，中共代表陆定一反驳道：“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陆定一还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陆定一强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其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陆定一的发言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陈立夫一时无辞辩解，十分狼狈，好半天不再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议成了广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二陈十分沮丧，却又奈何不得。陈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协会上的情况及闭幕的消息后，深感大势已去，他抚今思昔，长长叹息道：“因党的组织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能回答国民党为什么存在这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找到如何医治这些症结的办法，他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陈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蒋介石能采用一手执刀，一手执礼的办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镇压人民。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武力镇压，对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
与陈果夫不同，陈立夫根本不愿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