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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样在黑夜里举起照亮而且温暖着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们还在。
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
——兼评《纪弦回忆录》
？ 古远清
被人检举为“文化汉奸”
不久前，越老越年轻的纪弦，在美国庆祝他的米寿，世界各地作家纷纷对这位台湾现代诗鼻祖致函致电祝贺。对纪弦来说，八十八年的诗路历程颇不一般，迎接他的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
纪弦本是一棵树，一位怪客，一匹独往独来的狼。他唇边留的一小撮胡子，嘴含烟斗6，手拿拐杖7，加起来就是一个大不吉利的数字。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970年，他由“中华民国”有关单位提名为中国作家代表，派往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在他出国前夕，即6月22日，台湾出版的《大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笔会究竟做了什么》的社论，对推荐纪弦出国的团体“中国笔会”痛加针砭。同月23日该报第三版头条在“读者投书”栏目内则发表了“钟国仁”（“中国人”之谐音）的文章，除指出“中国笔会始终维持小圈子主义，紧闭会门，飘裙带风，不能开诚布公，难免有不可告人之事”外，还检举纪弦是当年的“文化汉奸路易士”，无资格代表中国作家出席国际会议：
纪弦其人者，此人名叫路逾，平时以诗人自命，到处吹嘘。在抗战前，以路易士之名，撰写新诗。在抗战期间，竟背弃祖国，腼颜投敌，落水为汉奸，出席日本召集的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放厥词，卖身求荣。当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被炸，伤亡惨重之时，他在上海撰诗歌颂，其辞有曰：“炸吧，炸吧，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毁灭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有上海沦陷期间出版物为证。似此出卖国家民族文化的人，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到韩国去出席国际笔会？应请该会迅速将其除名，不要把（中国）人（的脸）丢到国外去……
此文末尾由于有批评中国笔会不“吸收有成就的作家和报社主笔入会”的内容，因而有人猜测“钟国仁”系此家“报社主笔”的化名。他因未被吸收入会转而对中国笔会进行攻讦，而有历史问题的纪弦便成了“替罪的羔羊”。但这只是猜测而已。纪弦不少挚友都知道“钟国仁”是谁，却始终不愿意告诉他。纪弦直至二十世纪末还未弄清楚事实真相，至今仍念念不忘要报这一箭之仇：除了一再骂其为“文丑文妖文棍文渣”外，声称“如果我有一把手枪，一定要把这畜生打死！”
正因为“读者投书”是匿名写作，有关单位无法向其核实一些具体事实，如“炸吧，炸吧”这首诗题目叫什么，署的是笔名还是真名，在什么地方发表；出席大东亚文化更生会见诸何种报刊记载，他“大放厥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位当事人或目击证人可作证，因而对纪弦是所谓“文化汉奸”一事，未进一步深究。纪弦本人则想控告《大众日报》“主笔”犯有诽谤罪，并请了罗行律师在7月25日的《青年战士报》上发表声明。另一方面，纪弦本人还油印了100多份致文坛诗友说明真相的公开信广为散发。眼看一场文坛官司就要爆发，但由于找不准被告对象即“钟国仁”是谁，朋友们便劝纪弦不要感情用事，纪弦本人也可能因心虚不敢真正诉诸法律，因而这场“文化汉奸出席国际会议案”，不似另一位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官方有可能认为纪弦来台后政治立场坚定，写了大量的“乒乓劈拍达达达轰隆隆地打回来”配合“反攻大陆”的“战斗诗”，他确是“爱国反共”的。还可能认为这个揭发者夹杂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因而未加理睬，使纪弦顺利地于1970年6月29日随团长陈纪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韩国召开的第37届国际笔会。
三十年代： 与“第三种人”过从甚密
路易士，原名路逾，字越公。1948年去台湾后，不再用路易士而用抗战胜利后开始用的纪弦笔名发表文章。他于1913年4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祖籍陕西秦县。少年时居扬州多年，深爱瘦西湖之美景。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他读书时打扮得非常“酷”，不修边幅而蓄长发打大领结，穿着用画笔醮满油彩的外衣招摇过市。1936年4月去东京，同年6月因病归国，后和徐迟各出五十元，戴望舒出一百元，三人合作创办了《新诗》月刊。其时，又搬家到苏州，组“菜花诗社”，出《菜花诗刊》一期，《诗志》三期。
1937年《诗志》停刊后，到上海闸北安徽中学任教。同年7月，诗集《火灾的城》出版。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新诗》停刊。在这一年里，重要作品《在地球上散步》、《恋人之目》及《奇迹》相继完成。1938年，在武汉小住一段时间，又跑到长沙，再经由西南公路前往贵阳，住了几个月又到昆明。在云南作短暂停留后，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经河内而海防，再搭轮船前往香港。如此不断逃难到1938年下半年，和早先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老友杜衡、戴望舒朝夕相处，和徐迟也常见面。特别是和神交已久的广东人李宗大、诗人鸥外鸥在一起，他极为开心。这位鸥外鸥也和纪弦一样抽烟斗，蓄短髭，而且也是高个子，像一棵槟榔树。那时，他们同向杜衡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新垒》投稿。后来杜衡找到更好的工作，便由纪弦接编此副刊，并经该报社长陶百川允许，借副刊篇幅出《文萃》旬刊，成为“第三种人”笔耕的园地。1939年，《国民日报》换了社长，纪弦也就不再编副刊而回到了上海。1940年，纪弦再次来香港，还是由杜衡介绍他参与了陶希圣主持的国际通讯社，任社外特约译员，在家里专译日文。
1937～1941年，左翼作家在文坛上占上风。于1934年正式登上文坛的路易士，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一直不和左翼作家打交道甚至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而和“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看不惯被他及杜衡称之为“左鬼”的胡风、周扬“打着‘抗战文艺’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替中共做宣传”。他惋惜挚友徐迟在香港被马凡陀（袁水拍）“拐走了——他居然在上下班时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啃其《资本论》而不已”，成为“前进分子”之一员。而路易士本人则在往后退，以至在1939年3月和黄觉寺等人一起组织伪上海艺术学会，并为该组织所发行之《上海艺术》月刊撰写文稿。
四十年代： 亲近汪伪表现种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在英军弹尽援绝，只好在山顶树起白旗的情况下，杜衡决定回重庆。纪弦因盘缠不够，只好带着一家五口于1942年夏到沦陷区上海。同年秋天，他到南京去看望在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便安排纪弦在伪“法制局”任秘书一职。可纪弦在 2001年1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纪弦回忆录》中，矢口否认此事，说自己“婉言谢绝”了这份秘书工作。可同是这个纪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载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中，分明说“在他（胡兰成）那边‘混’了没多久”。可见已到任，只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应又回到上海而已。他在新出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为“我是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未免言过其实。事实是：在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回忆录中，纪弦均坦认自己与大汉奸胡兰成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他对胡兰成的为人有透彻的了解，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这样称赞“胡兰成这个人，文章写得确实不坏，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颇为强大的批评才能”。纪弦在文中举了胡兰成对他的诗作及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为例。胡兰成用“强大的批评才能”吹捧纪弦，显然不限于纪弦文笔漂亮，更重要的是两人气味相投：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文学观念上，彼此均有惊人的一致之处。纪弦后来虽然“离京返沪不拿他（胡兰成）的薪水了”，即不再为伪政权工作，可是他仍十分感激胡兰成，因胡氏还经常用其他方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以至胡兰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学而灰溜溜地匆忙收摊时，纪弦还专程到机场去看望他，“互道珍重”。关于这一点，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删去了和胡兰成在台北机场相会这段重要史实。
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作家除胡兰成、张爱玲、路易士外，还有柳雨生、陶亢德、杨之华、苏青等。北方作家周作人、沈启无、南星等，也常到上海投稿。杨之华（即杨桦）担任汪派《中华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路易士的二弟鲁宾（又名鱼贝；小说家）相处甚欢。由于这种关系，路易士和杨之华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成为该报副刊的一位骨干作者。如他曾应杨之华之约，写过一篇题为《纪念鲁迅》的文章，认为“后期的鲁迅终日为一群左倾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致使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杂文的写作上去了，这是可惋惜的”。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他作为“第三种人”的立场。杨之华拟编一本鼓吹“和平文艺”的《文艺论丛》，路易士则催促他编成出版。另路易士还为汪伪杂志看稿件。杨之华后来还出过一本大型季刊《文艺世纪》，印过一册很厚的《文坛史料》（署名为杨一鸣），内收胡兰成评论路易士的两篇文章：一是《周作人与路易士》，在为周作人写“无聊的小品”作辩护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