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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根本原因乃是希腊民主制的优越，希罗多德就是本着这一基本认识而写他的《历史》的。可在尼采看来，战争胜利的原因，乃是因为希腊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即权力意志，或曰酒神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之后不久，雅典同斯巴达进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却是雅典败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是希腊人的领袖，波斯主要是雅典人打败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原来充满悲剧精神而勇敢善战的雅典人竟然输给斯巴达人，这在尼采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一个苏格拉底，他那套颓废的哲学使雅典人堕落了，柔弱了，从而不堪一击。尼采写道：
希腊人进步神速，但他们衰落起来也快得惊人。在希腊精神的最高峰过去之后，希腊在一夜之间就衰落了。仅仅一次挫折就足以使伟大的生活方式不能为继了：它像悲剧一样戛然而止。像苏格拉底那样强大的怪物，只要有一个，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苏格拉底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我认为，他是一个雕刻匠的儿子这件事是有象征意义的。〔18〕
雅典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为苏格拉底的学说所败坏，故而人们必须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即英雄时代），同时肃清苏格拉底主义的流毒，才能过上新的生活，找回他们“新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尼采的哲学框架，也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主线。
权力意志与主人种族
思想家欲营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大多首先从人们的精神领域着手，强调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模拟出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全社会效仿的榜样。此种思维模式，如果按照中国儒家的话语，就是“内圣外王”，尼采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模式而致思的。不同的只是：儒家的“内圣”是劝谕人们过道德生活，循规蹈矩；“外王”是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格模式是圣王合一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而尼采的“内圣”则是非道德的。不过，它虽与道德社会的“内圣”相背离，但却同样是对精神净化的强调，即劝谕人们放弃文明社会的道德枷锁，迈入“善恶的彼岸”；他的“外王”便是回到英雄时代，建立一种以民族主义为轴心的强权社会；其理想人格便是“超人”。正因为由“内圣”而“外王”，或者说“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故尼采的“超人”既是精神上的，又是政治上的。请看他对“超人”的描述：
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颤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这个获得了自由的人，这个真的能够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都要优越？试想，他激发了多少信任，多少恐惧，多少尊敬？——他“理应”被人信任、惧怕和尊敬。再试想，这个能够统治自己的人，他怎能不势所必然地去统治周围的环境、自然，以及所有意志薄弱、不可信任的人？〔19〕
“超人”是尼采哲学的又一个核心概念。但“超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则不易把握。而且尼采自己的表述亦是多种多样，既有直白，又有隐喻。刘小枫博士认为“超人”犹如柏拉图的“哲学王”，亦如中国儒家所尊崇的“圣王”，既有最高权力，又是最有智慧的人，相当于文明社会的极权统治者。
其实，尼采的学说是独特的，其理想人格既不同于“哲学王”，亦不同于“圣人”。“哲学王”以智力取胜，“圣人”以道德名世，而“超人”既反知性，亦反德性，凭借的乃是生命力的强盛。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儒家，都把人世间的事务同天意或理念、规律等相联系，认为“圣人”或“哲学王”之所以具有权力的合理性，乃是由于他们具有通天的本事，或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或能知晓万物之理念，世界变化之规律。而在尼采的哲学里，天意、理念、规律之类的东西都是批判的对象，更不可作为权力的合理性根据。他的“超人”所超越的，正是理性与道德。在“超人”的王国里，一切都是按意志的强弱决定的。“超人”之为“超人”，就在于他或他们有非同寻常的意志，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精神。他顶天立地，惟我独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企求任何的社会认同，只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也不强行要求别人怎么做，但由于他的英雄品格又决定着他必是众人的首领和楷模。在他这里，一切都是自然的、本真的。他的口号是：“我必是我所是。”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对“超人”之秉性的概括是：
一、他无须逻辑知识，但却有“始终一贯的逻辑性”；由于逻辑性的过于冗长，所以他的行为又是非逻辑的，且表现为一种“迷惑性”。这是他的一种天分。凭此天分，他可以蔑视群伦，自以为是。
二、他冷酷、刚强，不假思索，更不在乎舆论；他没有“美德”的概念，也不需要美德粉饰自己；他征服世界，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他不被人们视为尊者，他也不会混同于芸芸大众。
三、他没有同情心，想的只是如何去征服和役使别人；他并非诚实，为着自己的利益，他既可不讲实话，又可玩弄别人。
而且在尼采看来，“超人”绝非某个历史个人，亦非某位神校Ｋ热皇且恢掷硐肴烁瘢敲匆簿鸵馕蹲牛灰哂斜缇瘢伎梢宰觥俺恕薄２⑶宜谷衔缡贝淙槐凰崭窭字饕灏芑盗耍渚袢从衷谀承├啡宋锷砩系靡蕴逑郑缪抢酱蟆⒖觥⒛闷坡亍①滤孤蟮热耍际蔷哂斜缇竦挠⑿廴宋铩Ｓ绕涫嵌阅闷坡兀岵筛裢馔瞥纾浦霸僭斓哪凶雍骸保案叩鹊娜撕涂膳碌娜说谋厝唤岷稀保胺侨撕统说淖酆咸濉薄！ �
在尼采的哲学里，“超人”、“伟人”和“天才”，几乎是几个可以置换的概念。他曾对“超人”作过这样的定义：在过剩的人类中“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他对拿破仑这位伟人，这位天才型的人物，就是依照这样的定义来评价的，他的天才观亦如此。
我的天才观。伟大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因为拿破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20〕
如此看来，“超人”就不是那么神秘而多义了，他无非就是那“另一种人”，即伟人和天才，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后裔”，即具有悲剧精神的人。
所谓“另一种人”，尼采是相对于平庸的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优等人，另一种是劣等人。优等人是强者，伟人，古老文明的后裔，理当成为劣等人的主人，而劣等人只能作为他们的奴隶。在他的眼里，劣等人都是一些“庸众”、“畜群”、“过剩的人类”。在他看来，“平庸的人就像群畜一样，他们提不出多少问题，也没有良知”〔21〕。这样的人对于世界来说，完全是种负担，理当消灭干净。所以，尼采特别颂扬战争，颂扬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物。
由于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优等人和劣等人两类，所以尼采主张等级制和贵族制，以及“自然的奴隶制”。不过，他的等级制是很有特色的，既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亦不同于西欧的封建制。而且他也不同意柏拉图“金银铜铁”四等级的说法。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只有两个等级：主人种类和奴隶种类。他的社会结构和公式非常简单：“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22〕
由于主人种类是“古老文明的后裔”，是天才和“超人”，所以尼采主张应该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特权，这种人，既可为自己立法，又可为他人立法。在他们身上，权力意志同法是一体的。他们怎么行动，都是高贵的，合理的，人们无权对他们要求什么，更不可用群畜道德去规范他们。
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23〕
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宏旨是为了“改善”人类，培植高等种族以便使他们成为“地球的主人”，并认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地球的命运”。于是，他的民族主义的褊狭情愫也就显得高尚起来。在此“崇高”的目的之下，他要求“庸众”为“主人种族”作出牺牲，即“完美化就在于产生最强有力的个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将成为他的工具”〔24〕。他甚至认为，为了这一目的，战争是最佳的实现途径。拿破仑等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庸众”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人们在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那里可以感到他们“索然无味”的艰苦劳作，为此就要有人的牺牲。假如有一线可能，那么高等人的未来就位于这个轨道上：既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又不因此而折毁。〔25〕
正因为尼采所考虑的是“地球的命运”，忧虑的是德意志民族如何才能成为“地球的主人”，所以他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问题非但不予考虑，而且极力予以批判和诋毁，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的政治�